1977年12月3日晚，我77歲的父親周貽白癱瘓在家數年后，終因心力衰竭，逝于北京協和醫院觀察室。當時，只有我在他的身邊。

　　父親一輩子搞話劇、電影，后來專門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1950年，應田漢、歐陽予倩之約，從香港來到北京參與籌建中央戲劇學院。60年代他是北京市政協委員，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批、挨斗、被抄家，每月只有30元生活費，還要以70歲高齡到河北玉田縣去養鴨子。我深深地記得1971年冬天在寒風中到玉田張各莊把蹣跚的父親接回的情景；深深地記得用自行車零件攢了一輛殘疾車，與愛人推著父親到紅星電影院，在走廊上看樣板戲電影的情景；深深地記得孤寂的老父親天天趴在窗臺上望著大門等我回家的情景……

　　接上父親的班

　　父親去世時還戴著“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去通知父親的生前友好張庚、曹禺、周揚、夏衍、金山、齊燕銘、光未然，還有茅盾、葉淺予等人。他們有的還沒有落實政策，但都堅持要去八寶山與父親的遺體告別。

　　喪事辦完后，母親十分冷靜。她對前來治喪的父親的弟子們說：“周貽白已經過去了。他的事沒有做完，留下了不少圖書資料。周貽白的四個子女沒有一個搞戲劇史的，總不能當廢品賣掉。往后，你們要用什么資料、什么書，盡管到家里來拿。學術上的事就拜托你們了。”

　　父親去世那年我33歲，已經經歷過不少事：

　　1961年就讀于北京師范學院，上的是中文系。1965年本科畢業，分配到建筑學校教語文。1969年被下放到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當水暖工，后來在工會搞宣傳。說過數來寶，唱過歌，演過小話劇和小歌劇。畫過畫，搞過展覽。寫過獲獎散文和報告文學，編過小報。在工地救過火，下水救過人，當過先進工作者。

　　但是，我始終無緣進入戲劇的專業領域，也沒想過要在事業上接父親的班。

　　父親的死給了我極大的震撼。我總覺得父親臨終時那炯炯的目光似乎有所期待；母親說“周貽白的四個子女沒有搞戲劇史的”似乎帶有某種無奈和企盼。

　　我的治學道路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明確起來的。

　　從坐冷板凳開始

　　父親留下的專業書籍和資料數以萬計。我開始系統地讀他的書，同時整理遺稿和資料。

　　這一切只能利用業余時間進行。我的家在東城區交道口，單位六建公司在海淀區五棵松。每天上下班，要騎兩個小時的自行車。兒子6歲，女兒4歲，一家四口住在一間當初用作鍋爐房的8平方米的小屋里。我自己搭了一間2平方米的小廚房。下班后吃完晚飯，等愛人、孩子睡下，便開始在這間小廚房里進入孤獨的“學問” 天地。

　　做學問是一件枯燥的事。事隔文化大革命和“破四舊”，重新理解中國戲劇的歷史和理論完全憑理性和毅力。

　　50年代初，父親在中央戲劇學院帶過四個年輕的助教——祝肇年、傅曉航、余從、谷建東。他們告訴我：“你父親對我們說，搞戲劇史需要‘志愿軍’，要從冷板凳坐起。坐不了冷板凳的不要來。不要急于求成，準備50歲以后再出成果。”那時我似乎也進入了這種苦悶的“坐冷板凳”狀態，而且是業余。

　　我從重翻古籍做起，通過整理父親的遺著，來摸索父親的治學途徑，編輯出版了父親的《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和《周貽白戲劇論文集》，而我自己，也出版了《楊家將演義》校注、《二十四史中的海洋資料》等，也是通過整理資料得出的成果。苦讀時期的第一篇論文，是《雜劇為什么在元代勃興》。寫這個題目，緣于上世紀 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文學史》、《元代雜劇選》、《關漢卿戲劇集》等著作對元雜劇興盛原因的不同解釋。我認為其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偏頗，甚至誤解。遵循父親“以史為據”的治學方法，查閱《元史》和筆記雜著中的史料，我對這個問題做出了自己的結論。那時候沒有什么學術雜志，寫這篇文章權當是學習筆記。

　　我始終要感謝慈母楊鈺，是母親用她那娟秀大氣的字體將這篇文章抄了兩遍，給了中央戲劇學院和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的老師們。兩家單位因此而同意將我調入，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始終“干打雷不下雨”。

　　1979年冬天，從北京廣播學院來了位教師對母親說，廣院新聞系復辦文藝專業，無人講中國戲曲史，不妨讓我去試試。當時我正用業余時間搞“楊家將”小說校注，兼及楊家將戲曲，就用這個題目去參加考核，順便還唱了同州梆子《轅門斬子》、河南梆子《穆桂英掛帥》的片斷。那天沒有講完，老師們就說可以了。

　　1980年春，兩封調令先后發到我所在的六建公司。一封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一封是北京廣播學院的。藝術研究院在先，北京廣播學院在后，相距不到半月。何去何從，我征求兩位學者的意見，一位是馮其庸，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古典文學；一位是祝肇年，在中央戲劇學院教中國戲曲史。他們都曾經是父親的弟子。馮其庸說：“到戲研所，你只能參與局部的課題研究；到廣播學院，你可以全面講中國戲劇史。”祝肇年說：“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學者太集中，去廣播學院，學術上放得更開。”

　　征求母親的意見。母親說：“你父親教了將近半輩子的書，桃李滿天下。你也教書去吧。”

　　于是，我就來到了北京廣播學院，時年36歲。

　　走向專業道路

　　從披星戴月的業余治學走向專業教學，我對新的崗位十分珍惜。在廣院任教，除了教學就是科研，而且不坐班，有充分的學術時間和學術空間。除此之外，生活上沒有什么變化：依然拿60多元錢的工資，屬行政22級，那時候沒有任何獎金或課時補貼；依然住在那間屬于中央戲劇學院家屬宿舍的陋室，騎自行車到郊區的北京廣播學院，來去依然要兩個多小時；依然沒有改變夜間寫作的習慣，反倒日以繼夜，變本加厲——因為我失去了太多的青春，要“追趕失落的太陽”。

　　我請人在8平方米的小屋里寫了一條橫幅：“何陋之有。”我所要的只是時間。

　　那是百廢待興的年代，傳統文化藝術已經被割斷了十來年。同學們雖然經歷過樣板戲的熏陶，對戲曲有所感覺，但是并不清楚傳統戲曲和歷史文化的底蘊。我必須先講戲曲藝術論，然后講中國戲曲史，還包括古典戲曲名著的解析。沒有現成的教材，幾乎是白手起家。我調動所有的生活積累和藝術積累來準備講稿。這些積累，包括少年時期逛廟會，翻雜書，看戲曲曲藝，聽唱片，學唱段；包括作為家屬在中央戲劇學院所接受的藝術熏陶，比如學生排戲、內部電影觀摩、豐富的專業圖書(我的母親在中央戲劇學院圖書館工作)；包括大學時代所學到的文藝理論、所背的詩詞散曲、以及文學作品的分析技巧；甚至包括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時的創作經歷和演出經歷。結合出版不久的《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我像父親那樣“旁征博采”“冥搜暗索”“爬羅剔抉”，參考書重新翻了幾十本，講稿寫了幾百頁，終于把中國戲曲課程連論帶史地開設起來了。

　　《中國戲曲史論》這門課在廣播學院立起來了，新聞系文藝專業擴大為文藝系了，陸續有同行學者調進來了。1982年，隨著文藝系分設文學、戲曲、音樂三個專業班，《中國戲曲史論》擴大為《戲曲藝術論》、《中國古典戲曲名著選》、《中國戲曲史》三門課，我都講過，講課也使我在戲曲的專業領域受到了全面的鍛煉，還與文學、電影、話劇、曲藝、廣播文藝、電視文藝相交叉，使藝術思維更加開闊。

　　治學是整個業界和學界的事，必須科研與教學并重，不斷參與學術活動，不斷關注學科前沿，不斷拿出學術成果。20多年來，我陸續寫了十幾本書和上百篇論文。有句話叫“只知耕耘，不問收獲”，或者說“只管爬坡，不問功利”， 做學問有時候就要處于這種狀態。

　　從1980年第一次開設《中國戲曲史論》課到現在，30年過去了，情況大有改變。隨著學科專業的發展，廣播學院的戲劇戲曲學漸漸有了自己的專家隊伍和碩士點。后來，學院改了大學，我們也有了“戲劇戲曲學”博士點，我擔任了這門學科的帶頭人和博士生導師。

　　從業余做學問的時候，我就迷上了冬泳。冬泳的感覺非常刺激，當你一頭扎進冰冷的河水時，猶如萬把鋼刀刺身。上岸擦身，毛巾上的水珠凍成冰碴，擦得滿身發紅。穿衣服那點工夫，游泳褲已經凍成冰坨。不過冬泳好處多多，不僅能夠防止各種呼吸道疾病，而且有明顯的強身健體、抗衰延壽的作用。做學問的苦與樂，我想也跟冬泳差不多吧。

　　周華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