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文物局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今年將修復玄武門至神策門段的明城墻。聽到這個消息，為此呼吁多年的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館陳列部主任楊國慶卻依然高興不起來。“經過維修的19.6公里明城墻，管理單位居然達10個以上。 ” 楊國慶說，“這樣混亂的管理體制不理順，南京明城墻很難得到好的保護。”

　　多頭管理導致管理真空

　　自2004年起，南京市先后修建、復建了儀鳳門、華嚴崗門、中華東門、中華西門、武定門、長干門、雨花門、標營門8座城門。“華嚴崗門、長干門和標營門歷史上是沒有的，新建它們只是出于旅游或交通的需要。”楊國慶告訴記者。

　　在楊國慶看來，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城門的修建、復建工程沒有考慮到文物的原真性和與周邊環境的協調，破壞了南京明城墻的歷史風貌。比如，儀鳳門復建完成后，出現了在南京城墻中從未出現過的勒腰(勒腰是指位于城墻2/3高處的一種花邊裝飾，這種裝飾在國外建筑中較為常見，在我國北方部分城市的城墻上也能見到)。

　　“ 明城墻維修工作之所以出現種種問題，就是因為‘婆婆’太多。”楊國慶說。玄武門至神策門段的明城墻早在2004年就列入了南京市《2005—2007年明城墻風光帶保護與建設計劃》，但維修工程一直沒有啟動，幾乎年年汛期都會發生垮塌。琵琶湖到中山門段的城墻也年久失修，但基本上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

　　何時能理順管理體制

　　2007 年，南京和西安、荊州、興城一起，憑借“中國明清城墻”項目被列入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預備名錄。除南京外，其他3個城市都采取了單一管理機構統一管理的辦法。“人家化零為整，而我們是化整為零，明顯不利于明城墻的統一保護和開發。”楊國慶說，“管理部門一天不統一，保護問題就難以得到徹底解決。”

　　國家文物局2009年在批復《南京城墻保護規劃(2008—2025)》時指出，南京城墻“管理權屬混亂”，“目前的管理體系不夠完善，政出多門，各管一段，難以從全局的角度對明城墻的保護進行全面切實可行的管理，有的地段甚至出現行政管理上的真空地帶”。

　　楊國慶提供的統計數字表明，自1988年南京明城墻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來，各級政府部門投入維修資金近4億元。但是投入巨資維修后的城墻，免費開放的長度僅有3.93公里，收費開放的為5.02公里，不開放的為10.65公里，整體利用率為45.67%。在楊國慶看來，這種利用的低效，正是源于管理體制的不順。“當前，應該盡快理順管理體制，對城墻進行統一管理，盡快形成全局性、統一性的保護與利用格局，充分發揮南京明城墻的綜合潛在價值，進一步提升和擴大南京明城墻文化遺產整體效能，使維修后的城墻真正成為民眾文化享受的樂園。”楊國慶說。

　　“申遺”能否改變管理現狀

　　南京市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于歷史的原因，至今仍有不少部隊駐扎在南京明城墻周圍，一些軍區領導也住在明城墻附近。出于安全保衛的需要，這些城墻都是部隊在管理。

　　很多現實問題也制約著南京明城墻的管理。“我們做過調研，南京明城墻各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加起來超過1000人，僅中華門甕城管理處就有100多人。”這位工作人員說，“如果進行統一管理，把這些管理處合并到文物部門，這些人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包袱，文物部門根本無力負擔。”另一個現實原因是，作為優質旅游資源的南京明城墻，是誰都不愿意放手的“香餑餑”。“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個好的契機。最好的契機當然就是‘申遺’”。

　　但有專家指出，“ 申遺”不是文化遺產保護的目標。如果不把保護工作做好，導致歷史文化風貌遭到破壞，“申遺”根本無從談起。如今一些地方出現了“重申報，輕保護”的現象，要么把“申遺”作為解決保護難題的一種手段，要么把“申遺”作為旅游資源開發的契機和地方形象宣傳的賣點，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只有管理好了，保護好了，‘申遺’才會成為水到渠成的事情。”

　　本報記者 劉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