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高齡的王世襄先生離我們遠去多日，文博界同仁仍痛悼不已，我也沉浸在對他的深深懷念之中。這十來年，特別是我到故宮博物院工作的七八年，常向先生請益，所獲良多。

　　世襄先生是文博名家，研究門類涉及多個領(lǐng)域，而且又是著名的收藏家。他的收藏，除舅父、先慈所作書畫及師友賜贈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攤肆，訪尋于舊家，人舍我取，似微不足道，但他卻備加珍愛。他珍藏的目的是用于研究、賞玩,正如他所說：“其中有曾用以說明傳統(tǒng)工藝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稱，有曾對坐琴案，隨手撫弄以賞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借得片刻之清娛。”他由此悟得人生價值，不在據(jù)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會心，使其上升成為知識，有助于文化的研究與發(fā)展。他把這些藏品集中整理，印成《自珍集》，風行一時。按先生的說法，“自珍”二字，也包括他與夫人在備受磨難中所堅守的一種人生態(tài)度，即規(guī)規(guī)矩矩、堂堂正正做人。

　　2003年4月，我收到先生所贈《自珍集》，從中可看到他的收藏史及情趣。同年6月，我曾以《賀新郎》一闋，感謝先生贈書：“掩卷尋思久。算方知、物皆有道，物皆能究。原本人生多趣味，直待搜求參透。這玩字、天機當有。總總林林窺胸臆，唯自珍、人更珍情愫。雅俗韻、鈞陶手。天毓靈奇天應(yīng)佑。笑回頭、劫塵歷歷，此心株守。儷侶涸轍相濡沬，錦思花雕云鏤。廣陵散、流傳今又。莫謂怱怱崦嵫近，看茂深、大樹枝枝秀。人似昨、青衫舊。”

　　世襄先生的文物研究成就，以及他對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貢獻，近30年來,不僅為國人熟知,而且蜚聲國際。國內(nèi)外一些收藏中國明清家具的機構(gòu)和個人都曾得到先生的指點和幫助。比利時菲利普·德·巴蓋先生致力于中國家具的收藏，其收藏的大量精美的中國硬木家具更具特色，世襄先生就一直給予指導。2006年，菲利普收藏的中國明代家具在故宮展出，先生親題展名——“永恒的明式家具”。

　　荷蘭有個“克勞斯親王獎”，是荷蘭王國克勞斯親王于1996年在其70歲生日時設(shè)立的,通過頒發(fā)獎金、資助刊物及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活動等形式支持世界文化的發(fā)展，每年評獎一次，評出10名獲獎?wù)撸�其中最高榮譽獎1名。該獎主要頒發(fā)給發(fā)展中國家在廣泛的文化和社會發(fā)展領(lǐng)域做出貢獻的藝術(shù)家、思想家和文化機構(gòu)。2003年，世襄先生獲得此獎的最高榮譽獎，也是獲得最高榮譽獎的第一個中國人。這一年的12月30日，荷蘭駐華使館為先生舉行授獎儀式。儀式隆重、熱烈而又簡樸，當八九高齡的世襄先生用流利的英語向來賓暢談他的獲獎感受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故宮博物院80歲的古琴專家鄭珉中先生操琴助興，演奏了《良宵引》。我也發(fā)言向先生祝賀。會后，我又填《漁家傲》一闋，寄給先生：“末枝居然玄理蘊，錦灰堆里珠璣潤。通博自能游寸刃，天降任，存亡續(xù)絕刊新韻。五味人生齊物論，癡心未與流光泯。晚歲友邦傳捷訊。調(diào)瑤軫，鄭公助興《良宵引》。”

　　在文博界，世襄先生編著圖書之多是很有名的。至2002年底，他編著的圖書已有36種，涉及到中國古代音樂、明式家具、漆器、竹刻、鼻煙壸、葫蘆、蟋蟀、北京鴿哨等，其中《明式家具珍賞》譯成英、法、德三種文字，連同中文共有11個版本。先生文物研究的成就，世所公認，而且有些是屬于開創(chuàng)性的。

　　先生出身世家，又受過良好的現(xiàn)代大學教育，知識面廣，文章寫得好，詩詞、書法俱佳，即使一些極專門的文物知識，他也寫得文采斐然，可讀性強。有次我去看望他，他拿出寫哀悼夫人袁荃猷的組詩讓我看，感情真摯，一氣呵成，勁健而又瀟灑的行書，與詩配合，相得益彰。我收到過他的許多贈書，最愛讀的是他的“錦灰堆”系列，曾寫了首小詩贊之：“人自風流筆自瑰，錦灰莫道不成堆。如思如訴動情處，庾信文章老蚌胎。”

　　文博界的老人都知道，世襄先生有一種很深的故宮情結(jié)。世襄先生的父親與故宮博物院老院長馬衡先生是中學同學，交誼較深。抗戰(zhàn)時期世襄先生到重慶，馬院長提出讓他做院長秘書，他未就職而去了李莊中國營造學社。抗戰(zhàn)勝利后，世襄先生從事京津地區(qū)戰(zhàn)時文物損失的清理工作。1947年3月到故宮博物院任古物館科長。此后于1948年6月至次年7月，在美國學習博物館管理。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毅然回到了祖國。1951年5月，故宮機構(gòu)改革，設(shè)陳列、保管、圖書館、檔案館、總務(wù)、院辦等部門，世襄先生任陳列部主任。閱《馬衡日記》，可以看到世襄先生參與院里的各種重要活動，馬院長對他十分倚重。但在“三反”運動中，世襄先生被誣為大盜寶犯，經(jīng)4個月的“逼供信”，10個月的公安局看守所調(diào)查、審訊，未查到任何盜竊行為，便以“取保釋放”的方式放回了家，同時收到文物局、故宮博物院的書面通知：“開除公職，自謀出路。”對一個把心血傾注在故宮的人來說，世襄先生認為這是奇恥大辱。

　　1954年吳仲超同志當故宮院長后，發(fā)現(xiàn)開除世襄先生是個大錯誤，遂要把他調(diào)回來，但當時世襄先生所在的單位卻不放他走，這事便擱置下來了。1957年世襄先生因在整風鳴放中訴說自己的不白之冤，又被打成“右派”，回故宮就更遙遙無期了。雖然如此，故宮的一些專門活動，還是請世襄先生參加，而他的有些研究工作，也與故宮的藏品分不開，得到了故宮的支持。但在世襄先生的心里，被故宮開除的陰影一直存在著。世襄先生對故宮的感情太深了，故宮傷害了他，他也知道這是歷史的原因。他一直遺憾自己未能重返故宮。這種愛恨交加的復雜感情，與世襄先生熟悉的人都是知道的。

　　雖然未能重返故宮工作，但世襄先生卻一直關(guān)注著故宮。在我多次看望他時，我們都會談到故宮，故宮的歷史，故宮的工作。前年6月的一天，世襄先生打電話約我，說要談有關(guān)故宮的事，我去后，他提了兩個建議，一是建議故宮飼養(yǎng)中國傳統(tǒng)的觀賞鴿；二是建議故宮在景山修展館，用地道把故宮與景山相連接。這都是重大的設(shè)想，需要經(jīng)過認真的研究。世襄先生以九四高齡，想的仍然是故宮的發(fā)展，令我十分感動。

　　2008年年初，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同志打來電話，說他去看望了世襄先生，世襄先生又提到自己與故宮的一些事，希望我作為院長能為他寫篇文章，有個全面的、準確的說法。世襄先生辭世不久，我寫了一首小詩以表悼念：“錦心錦翰錦灰珍，博物風云老斫輪。感念平生無限事，此身曾是故宮人。”故宮永遠都會記著這位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