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配音作品是1953年的蘇聯電影，名為《收獲》。

　　或許因為這是在蘇聯得過獎的影片，當時廠里比較重視，所以老廠長陳敘一就請了趙丹來做導演，請石揮和我配男女主角。平心而論，我并不具備配音的條件，其一我是南方人，普通話不太標準。其二我的音色也不好，因此對配音工作不太自信，但是他們都說這部影片非常精彩，非常好，在輪番鼓動下，我就動心了，決定嘗試一下。

　　配大片請大腕這一說法，最早是長影興起的。當時有人就說影片主角是蘇聯很有名的演員，所以配音的演員也要有名。但我想真正讓我擔任女主角配音的原因，是因為這部影片的譯制導演趙丹，和我比較熟悉。另外，這個角色年齡也快接近中年了，所以找像我這樣年齡稍長的來配較合適。還有，這個女主角胖胖的，與我的體形相符，大概這樣就想到了我。男主角華西里長相并不很好看，但戲很好，所以自然就想到了石揮。

　　那時，我主要活躍在舞臺和銀幕上。從臺前走到幕后，第一次站在話筒前，為外國電影配音，對我來說是陌生而新奇的。從前拍電影都是同期聲，很少后期錄制。不單是我，譯制和配音對于趙丹、石揮來說也是第一次，所以都特別認真。比如說趙丹，他是做導演的，于是就拼命地做案頭工作，影片看了很多次，然后和我們討論這人物是如何塑造的，應該用什么樣的聲音。趙丹強調配音演員雖然是再創造，但是這個再創造不能脫離原片，而應該與其吻合。這就需要做很多的案頭工作，要拼命地去聽原片的聲音，甚至于哈一口氣，也要和原片一樣。

　　那時恰逢中國表演界在熱火朝天地學習蘇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分析人物簡直就是從頭說到底，人物出身怎樣、后來怎樣。我和石揮就想，人物塑造也不一定如此細節化，也曾在配音現場與趙丹爭執過這個問題。我們自己拍片時也有這個問題，寫了一大堆卻用不上，最主要還是要現場掌握。我記得有一段，就是在影片中，男主角和女主角之間有了些矛盾，男主角后來感覺到自己不太對，就帶著自責、自嘲的口吻說道：“我是誰啊，我是誰啊。”意思是我這個人怎么變得這樣啦。石揮在配的時候，一激動，身體也跟著動了起來，話筒就顧不著了。結果話筒動的聲音都出來了，導演只好趕緊喊停。配音只有情緒上、聲音上的起伏，身體可要管住。動作太大了，就成演戲了，而這也是配音和演戲的不同之處。

　　我們配完之后，影片就在有關部門放映了，很多人都看了。那時我正好到北京去開會，碰到電影局長陳荒煤同志。他看見我以后，欲言又止，后來還是告訴我長影的一位配音專家寫了篇文章，把我們的配音批得體無完膚，特別是把石揮批得很厲害。看了配音專家的文章后，我想，他是有經驗的，可能他說的是對的。糟糕就只能糟糕了，既然已經配完了，最多以后不要我們配了。誰料想，果真以后我就與譯制片配音無緣了。

　　當時我有個朋友馮亦代，他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也是著名的翻譯作家。他的夫人安娜也是翻譯作家。安娜是留蘇的，《收獲》這些蘇聯片子剛譯出來，他們這些人就能先看。有一次，馮亦代就對我說，安娜看了這個片子以后，覺得我們翻得好極了，簡直就像是蘇聯人說中國話。我也沒想到，一個把我們批得很厲害，一個卻說好極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并存，說明一些問題有待商榷。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壞在什么地方？又到底怎么樣才算好？后來我就對陳荒煤同志說，這個批評可以讓我們很好地去研究改進，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受過配音的訓練，本來就是新手，批評沒有關系。另一方面，我們也接受安娜的認可。

　　安娜之所以說好，我想是因為她看慣了蘇聯影片，覺得我們很接近蘇聯人的聲音，因為我們配的時候就找這種感覺。而我們長影的專家認為，既然是再創造，配音演員就應該將原來所要表達的表述完整。這里面就涉及到了譯制片的處理原則——究竟是完全忠于原作，還是融入本土文化。比如說劇本翻譯不能完全是一字一句地照搬，中國人說話跟外國人說話不同，翻譯也要求既有原來的意思，又能讓人聽起來像中國人，能夠讓中國觀眾接受。

　　所以說，這唯一一次彌足珍貴的配音經歷，給我留下了很多的經驗教訓。我至今仍在想配音應該怎么配才算好，這其中還是有值得深究的問題。雖然配了一次音，挨了一次批，葬送了配音的前途，但善言不美，終身受益。我很喜歡配音，沒有機會為譯制片配音也是無奈。不過我自己演的戲，全都由我自己配音，也算是過了把癮。

　　秦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