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花花公子》雜志57歲了。與網上的色情視頻比，《花花公子》這些圖片，今天保守得就像一群淑女。翻看這本書時，我作為一個成人，有一種隱隱的自卑感，就是感到美國民眾的修養和自我管理能力，要遠遠高于我們。這本在中國被視為禁區的雜志，竟然沒有把美國民眾導向色情的深淵。

　　中國對于性與色情的禁令雖然多，但對于它們理性的討論卻極少。媒體和學者，似乎都不屑探討這種話題，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種種對性的蔑視。于是在國人當下的價值觀里，一談起性總交織著一些明顯對立的概念，情愛與色情、激情與丑陋、享樂與罪惡、愉悅與禁忌等，這些觀念絞成一團奇怪的亂麻。雖然人人都能說出點道理，但很少有人愿意真實、理性地理清這些矛盾。人們多被囚禁在對性的理性認知之外，假若一個人說得太多，便有被貼上色情狂標簽的風險。

　　這就是《兔子先生》在今天誕生的價值，或許通過觀察《花花公子》對美國的影響，能幫助我們厘清一些原本混沌的理念。《花花公子》的休·赫夫納，當年也是帶著對現實的種種困惑與不滿，來踐行這個夢想的。今天人們說起美國文化，已很難避開這本雜志了，更沒有人會因這本色情雜志，而鄙視美國文化。很多人把這本雜志，看作是喚醒美國夢、重塑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一本標志性雜志。這肯定是那些談性色變的正統人士所無法理解的。

　　為何會這樣呢？其實在很多封閉的傳統或宗教文明中，性都被塑造成一種罪惡的力量，當然這只是對民眾而言。因為在過去的統治文化中，民眾被認為是不具有自己管理和判斷能力的，一旦放開性的閘門，民眾就有可能墮入到性愛的享樂中，影響到社會物質和財富的積累。那些管理者，只把民眾的性愛看作是個體的純粹消耗活動，與最大程度的實現國家利益構成了沖突。我們確實也從愛情中，有過這種體驗。當我們熱戀時，外在的世界確實變得不重要了，戀人成了我們唯一的宇宙。我們從情愛中，感受到了生命中最本真的激情與光彩，只有這種力量能讓我藐視社會秩序和一切束縛。在物質匱乏或封閉年代，統治者這種擔心也許是必要的。所以在很多成熟的文明中，性總是與粗俗、邪惡、丑陋、淫蕩這些負面概念連在一起，公開渲染性的美好，被很多社會視為一種禁忌。

　　二戰后的美國，由于國內財富激增，中產階級增多，對人性和自然感受的回歸，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需求。突破過去宗教文化對性和情愛的禁忌，回歸自然，成為當時一種積極力量。當然，人們要回歸的并不是那個原始的性，而是因禁忌而變得更為神秘、誘人的性。當時觀點認為，只有這種對人性的回歸，才有助于恢復人的整體性，把單一社會屬性的人，還原成完整的人。社會把性和情愛，開始看作一種快樂而正面的力量。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花花公子》等一些色情雜志，被視為是對美國文化和價值觀的一種建構。它既是美國公眾作出的選擇，同時它也賦予了原始的性與情愛以嶄新的文化含義。一個文明社會對這種文化可以不倡導，但理應保持一種寬容和默許的態度。

　　這本書的副題是：一個世紀的性態度史。“性態度史”確實是一個有趣的定義，因為一個國家的“性態度史”，往往也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價值觀和歷史變遷的晴雨表。國家的政治高壓，往往會首先在一個國家的“性態度”上體現出來。休·赫夫納的同行，《好色客》的創辦人弗林特曾受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審判。他的律師亞瑟曼，在法庭上說的一句話，對今天的人們也有警示意義：“我自己也不喜歡弗林特的所作所為。不過，我喜歡的是我生活在一個可以為我自己做決定的國家。”

　　這本書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我們要為自己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