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是丁玲的研究者，也是丁玲最后的愛侶。他們在延安相逢，在西戰團艱苦而又緊張的戰斗生活中相知相愛。丁玲和陳明的關系，在延安成了一些人談論的話題。他們覺得，丁玲和陳明之間有兩個鴻溝，一個是資歷，一個是年齡。最終他們還是歷經磨難，在延安藍家坪一間窯洞中結合了。這一年丁玲38歲，陳明25歲。《我與丁玲五十年》是陳明的回憶錄，詳細記錄了他與丁玲的坎坷結合之路，也為研究丁玲提供了寶貴資料。作為一位94歲高齡的老人，陳明強調說：“我這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和丁玲共同度過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歲月，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

　　1 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

　　到馬列學院后，關于我和丁玲的傳言很多，說什么丁玲愛上了一個小丈夫啦等等。我聽了很不高興，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勵我：隨他們說去，讓他們說上幾年，還能說幾十年？我也表示，為什么男人年紀大，女人年紀小就行，反過來就不行？我們就是要反這個封建。我和丁玲結婚的時候，柯仲平問我說：你們年齡相差這么大，行嗎？還在上海讀高中的時候，魏金枝老師帶我們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學們談起各自的戀愛觀，我說我最討厭嬌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電車碰到這樣的女孩，我也不讓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只要不討厭就行，關鍵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戰團里對丁玲這樣非常熱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對我那么悉心照顧，我在心里把她當作姐姐一樣，雖然朦朧中覺得她對我的關切超過了一般的同志關系，但對于成為事實上的戀愛關系，說實話，我沒有心理準備。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對我的生活、情感產生巨大的影響。

　　那是在一個小飯館里，我們坐在炕上，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我聽了嚇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記中寫道：讓這種關系從此結束吧！她看到后，說：“我們才剛剛開始，干嗎要結束呢？”我的考慮不是因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為她的年齡比我大。她1936年11月到陜北，我1937年5月到延安；她是主任，我是股長，我腦子里根本沒有“地位”這個概念。我思想上壓根兒也沒這個準備，只是覺得她的經歷比我復雜，過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樣，將來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沒有把握。

　　2 1940年秋，劇團在隴東慶陽，我和席萍結了婚

　　1939年9月我離開馬列學院，去了烽火劇社。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為西戰團回到延安后做匯報演出時，我在前臺主持，觀眾席上有留守兵團的政治部主任、宣傳部長，他向中央指名要干部，把我要去了，讓我當宣傳大隊長，也是總社社長。烽火劇社是個總社，留守兵團下屬各個旅、團的文工團員，都送到這里輪訓。文工團員都是部隊的文藝活躍分子，我把他們按藝術種類分成不同的班進行培訓，原來是按照班排編制，我到職后改為按戲劇、歌詠、美術、寫作來分組。我原以為自己了解部隊，能夠適應部隊的環境，其實情況并不完全如我所想。部隊知識分子少，在烽火劇社這樣一個工農成分比較多的部隊文工團里，像我這樣多多少少感到吃不開，受歧視，容易受排擠。

　　我在烽火劇社認識了一個女團員，叫席萍，魯藝畢業，搞音樂的，也是個知識分子，我們容易相互同情。她平時對我很好，那時我與丁玲建立戀愛關系還有些顧慮，而與她則沒有，于是我們倆開始好起來。劇社的同志也常常開我們玩笑，駐地部隊的首長耿飚、王維周看到這個情況，也說，你們就在這兒結婚吧。我把我與丁玲的關系也告訴了席萍，如實講了我對丁玲的同情，覺得她歲數不小了，又是那么一個好人。1940年秋，劇團在隴東慶陽，我和席萍結了婚。

　　3 我提出離婚時，席萍正住在中央醫院，準備生孩子

　　1938年，丁玲委托她的親戚，把自己的兩個孩子祖林、祖慧，從湖南接到了延安。我到烽火劇社后，丁玲和我談起，準備把祖慧送到托兒所，祖林比較內向、不活潑，問我是否能把祖林帶到劇社去，那里環境比較活躍。我同意了。我是大隊長，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著我睡。祖林在我那兒呆了一段時間，后來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學校去了。

　　我與丁玲在結婚前就有過這樣一種特殊關系，我帶祖林似乎是我們的家庭關系的預演。祖林現在是離休干部，他參加革命的年齡，就是從烽火劇社那一段生活算起。他后來去蘇聯留學，學潛水艇制造，回國后因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響，不能搞潛水艇，改搞民用船舶。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祖林也調到北京的中國船舶總公司。后來祖林對他母親和我的結合似有所不滿，但我泰然處之，對他仍是友好相待。祖慧對我一直很好。

　　在烽火劇社呆了一年以后，我就吵著要走，要求回馬列學院。部隊領導不同意。后來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協的文化俱樂部，文化俱樂部是胡考、方紀在那里籌辦，沒有職務名義。洛甫、蕭三對我說，你去當副主任。這時席萍已經懷孕。這段時間我聽到的議論都是說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這種局面非解決不可。我想：席萍還年輕，各方面條件都好，還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決斷，不能讓三個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續下去。于是我用雞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個借口，說席萍有依賴性，過于依賴丈夫，而我則喜歡有獨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們的感情不和，要求離婚。我提出離婚時，席萍正住在中央醫院，準備生孩子，醫院院長是我在馬列學院時的一個同學，我告訴她說我要和席萍離婚，請她協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席萍當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態度很堅決。那時也太年輕，不應該在她生孩子時提出離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們分手了，分手時我說，孩子給我吧，你帶著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席萍不愿意，她舍不得孩子。她帶著孩子留在中央醫院工作，做化驗員。1945年我離開延安準備去東北時，去看了她和孩子。那時她已經結婚了，愛人也在中央醫院，搞化驗，也姓陳。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讓我帶走，她還是不同意。我與丁玲結婚后，內心常責備自己為與席萍分開所找的那樣一個借口，當時我的確沒有辦法解除三個人的痛苦，而與丁玲結合，只是把痛苦都給了席萍，這對她是不公平的。對席萍，我始終懷有負疚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