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西高穴2號墓被確認為“曹操高陵”，其發現權能否記在考古學家名下？

　　回答是不確定的。

　　至少，發現權當記在盜墓賊名下，確認權可記在考古學家名下。

　　國家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司母戊大方鼎、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蓮鶴方壺等，哪一個不是盜墓賊的“杰出發現”？哪一個的發現權記在了確認它們的學者名下？

　　關乎蓮鶴方壺、司母戊大方鼎等，查不出王國維、郭沫若們有過任何記在自家名下的言辭。

　　馬未都博客曾言“我看了一下專家學者們對曹墓認定的六大依據的第五點，也是判定此墓為曹墓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刻有‘魏武王’的一塊石牌與石枕，可惜此兩件最有力的鐵證并不是考古的正規發掘，而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今日一朝開棺，朗朗乾坤，又有文字‘魏武王’鐵證(先不討論此證據的真偽)，加之巨大的商業價值，所有參與者都愿信其是，不愿信其否”。此后，馬先生更向媒體表示：“該陵墓情況非常復雜，且多次被盜，在發掘現場還發現了大量煙頭、煙盒、方便面、礦泉水等。就算銘文和石枕是真的，也不能證明就是曹操的陵墓。”

　　照馬先生這么說，因盜墓賊發現司母戊大方鼎而考古工作者發現的世界遺產安陽殷商王陵區，同樣不可采信，是“殷老虎”？

　　不是“先不討論此證據(‘魏武王’石牌)的真偽”——討論的關鍵，恰恰正應該是“‘魏武王’石牌的真偽”——倘若是真，它不是曹操墓又能是誰的墓呢？

　　誰，能給出一個比西高穴2號墓是曹操墓更能令人折服的回答？

　　夏侯墓？

　　這，就更不靠譜兒了。

　　西高穴2號墓必須窮盡質疑。

　　但，窮盡質疑不是胡思亂想……

　　盜掘曹操墓

　　“曹操對后人的影響很大，加上坊間又有72疑冢的傳說，這次的發掘非常有價值。我們破解了一個千古之謎，影響非常大！能夠發現曹操墓，完全是一個意外。2006年，我們在安陽進行考古發掘，當時有人舉報附近有盜墓賊出入。后來當地警方破了一個文物案，就請我們去鑒定。一看不打緊，許多器物是東漢時期的，非常重要，需要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前，盜墓賊已經來這里不計其數，我們根本就沒抱什么希望。誰知道，竟然發現了一個曹操墓。”主持西高穴2號墓考古發掘的潘偉斌先生面對質疑，曾于2009年12月30日開博寫下這段文字。

　　潘偉斌“發現了一個曹操墓”，“完全是一個意外”。盜墓賊發現了一個曹操墓，卻完全在他們的意料之中。

　　1998年4月23日，徐玉超發現“魯潛墓志”的消息傳出后，盜墓賊手掂洛陽鏟蜂擁而至徐家；他們看上的，正是耳聞中的“魯潛墓志”上所標注的“魏武帝陵”……

　　1998年6月28日，當《中國文物報》刊發“魯潛墓志”銘文，“魏武帝陵”的相對位置大白于天下之際，盜墓賊開始不時丈量“魏武帝陵”的所在；2002年因有村民在西高穴2號墓一帶取土發現了夯土層，有盜墓經驗的人斷定其下有古代墓葬。

　　2003年《華夏考古》刊發了龍振山《魯潛墓志及其相關問題》，指出了“魏武帝陵”的具體方位；早些時間，安陽市博物館助理研究員黨寧在《殷都學刊》刊發《由“魯潛墓志”探尋魏武帝陵》，指出：“曹操死后葬高陵，卞后祔葬。高陵位于鄴城西南約30里處，西門豹祠西原上。西門豹祠在安陽縣豐樂鎮東一里處，遺址中有很多漢磚漢瓦當，據考證在曹魏時期即已存在，當是曹操終令中所指西門豹祠。按圖索驥，高陵應在安陽縣安豐鄉高穴至漁洋一帶……魯潛墓在標注其位置時以魏武帝陵為參照，亦可證當時曹操墓址為眾所周知，無所謂疑冢之事。魯潛墓北臨漳河，其南面不遠處(約250步遠)即魏武帝陵。這里是一片廣闊的農田，地圖標高l00米……正東十四五里處是西門豹祠，東北約30里處為三臺，這些都與史書記載正相符合，此處應即曹操的長眠之地。魯潛去世時距曹操去世之日僅125年，魯潛墓志中有關魏武帝陵方位的記載當是可信的，它的出土，為探尋高陵提供了可靠的線索。”

　　但是，“小字輩”人微言輕，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學界“大佬”不肯多看一眼；《中國文物報》刊發的消息，是新聞不是學術，學界“大佬”懶得費心思量。

　　學界沉默，盜墓賊熱讀——因為盜墓賊是不能做“事后諸葛亮”的。

　　“盜墓賊哪個不訂閱幾份考古類雜志、報紙？”一位知情者說，“這類報刊，最忠實、最認真的讀者，恐怕就是盜墓賊。”

　　在2005年農歷新年的爆竹聲中，西高穴2號墓訇然洞開。

　　事后，有村民看到墓頂青磚，“長50厘米、寬25厘米、厚25厘米，真是個大家伙。”西高穴村民向所在安豐鄉黨委、政府作了匯報，還與派出所取得聯系。領導察看后，要求村里派人將盜洞封上。

　　盜開，封上；盜開，封上——如此這般與盜墓賊玩貓與老鼠的游戲，不下五次。

　　“據我所聞，西高穴1號墓前后被盜的次數，應該不少于兩把手的數——10次。有的盜墓賊下去，帶著吃的喝的，甚至在墓室一干就是7天，撈出了什么東西、多少東西，無從知曉。”知情者說。

　　記者在安陽采訪期間，住在安陽賓館，安陽賓館離安陽甜水井古玩市場僅一街之隔，曾去過幾次。有的店鋪，上次去時還能見到的漢魏陶俑，再去已不見蹤影。“老板，那漢魏陶俑出手了？”記者問。

　　“沒有！這些天與曹操沾邊的都可能惹上麻煩。下架了，放到倉庫里了。”老板說，“看上了？給你拿出來再瞧瞧？”

　　“算了，算了。之前聽說過曹操墓的東西嗎？”記者問。

　　“幾年來，倒是不時聽說。有人說東西出自曹操墓，但誰敢認呀！聽說有的東西走到了鄭州！”老板說，“聽說曹操墓里的玉石大床，都給弄出來了。”“石床？多大個？”

　　“刻著花，個兒和咱平常見到的羅漢床差不多吧。”老板說。

　　據悉，目前警方已經逮捕盜掘曹操墓的嫌疑犯幾十人；據傳，“曹操玉石大床”現在已經被警方追回……

　　發掘曹操墓

　　盡管曹操墓出土的東西在坊間流轉，但是不是曹操的東西，坊間將信將疑。

　　“大概2006年底，有位朋友從市場上買到‘魏武王常所用挌(格)虎大刀’石牌一枚、石璧(《說文》云‘璧，瑞玉環也’；古代禮器)一枚，給我傳了兩張照片，并說有可能是曹操墓的東西。”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銘所長說，“看罷照片，我非常吃驚，特別是石牌，不但刻有‘魏武王’，穿孔拴著一根辮形青銅鏈子，而且上部尖銳，下端平直，是個‘圭’形。”

　　孔德銘所長對曹操墓在安陽早有所知。“2004年到的考古所，‘魯潛墓志’就在所里；和龍振山也比較熟，他常說曹操墓在西高穴村；央視《尋找曹操墓》，我還給他們說過兩句。”

　　既然多次被盜，孔所長就想進行搶救性發掘。“2008年5月份，向省局打了個報告，省局不準發掘，要求原地保護。”

　　此后，孔德銘將照片傳給了潘偉斌。潘偉斌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名義，給國家文物局打了一個報告。國家文物局批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進行考古發掘。

　　其間，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長常儉傳先生在龍振山家里，看到一只鎦金青銅“帽釘”，也就是龍振山《魯潛墓志及其相關問題》里說的“銅泡”：“這只能是帝王用的，別人用，是要殺頭的；這個地方的帝王，只能是曹操。”

　　“帽釘”，門釘，又名“浮漚釘”，因形似水上的浮漚(水泡)，故名。宋《營造法式》：“浮漚”又稱“浮樞”，“樞”是北斗第一星。“北斗有星七，以其在北方聚成斗形，故名。道家書亦名天罡”。浮樞，借以天樞比之大門之釘，門釘具有了象征意義。故宮大門，最顯眼的就是門釘；大財主再有錢，也不敢在自家門上釘這種門釘。

　　記者在龍振山處不但見到大如饅頭的“門釘”，而且還看到他在西高穴收集的大如簸箕的瓦片，長與下寬足有50多厘米，龍振山持于身前，遮蓋了半個身子。

　　無論門釘還是大瓦，可能都是曹丕黃初三年《毀高陵祭殿詔》毀壞曹操墓地表建筑后的遺物。

　　2008年12月12日上午10時，在西高穴被盜古墓前，常儉傳禱告般地喃喃自語：“魏武帝呀魏武帝，我們今天來挖你這個墓，是為了保護你；如果再不挖，就會被盜墓分子盜個精光了……”

　　是日，考古發掘正式開始。

　　“當時以為，花10萬元就解決問題了。”孔德銘說，“誰知花了500萬還沒解決問題，光建兩個棚就花了200萬元。”

　　考古不是盜墓，作為一個“計劃外項目”，資金自然需要安陽縣地方政府撥付。

　　如果只是一個普通的“東漢大墓”，而不是曹操墓，讓安陽縣地方政府僅僅為了考古發掘而投入如此巨大的資金，似乎也是不現實的。

　　“只能說是東漢大墓。如果說是曹操墓，國家是不會批復的。”孔德銘說。

　　如果不說是曹操墓，地方政府是不會拿錢的。是故常儉傳先生上下游說，說其為曹操墓。

　　西高穴墓，一開始，就糾結著考古發掘、地域文化與商業利益等。

　　學術的缺位，致使曹操墓遭遇考古發掘。

　　明神宗定陵被發掘后，萬歷皇帝和兩位皇后的尸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擺到定陵博物館門前的廣場上，三具尸骨先是被石塊擊得七零八落，而后烈焰騰起……

　　自此，郭沫若等再度提起挖掘帝王陵墓，遭到周恩來的否決。此后，國家明令規定，不再發掘帝王陵墓。

　　倘若學術到位，在發掘之前，依據文獻史料、魯潛墓志，特別是被盜文物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等，學界就能斷定該墓為“魏武帝陵”。

　　時至今日，發掘了，還是質疑連綿，以致鬧出復旦大學非要DNA曹操頭顱的學術鬧劇——DNA曹操頭顱，與致曹操“戮而重戮，死而重死”，乃至火燒萬歷皇帝尸骨，有何異哉？

　　只不過有個學術的名頭而已。

　　但那時，火燒萬歷皇帝尸骨比當下DNA曹操頭顱，更不容置疑地永遠正確。

　　眼下一切的一切，難道都是為了今天非要踐行《三國演義》里羅貫中臆想的曹孟德面對關云長頭顱時說的那句玩笑之語：

　　“孟德公，別來無恙？”

　　首席記者于茂世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