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

　　曹操之謎的人文追尋

　　一代梟雄，原生于宦官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1000多年前的南朝大文學家江淹寫作《恨賦》時，遙望平原上的累累墳冢，為古來壯志未酬“伏恨而死”的英雄抒發恨意，將這種悲恨作為人類的永恒悲劇而詠嘆。

　　千年的詠嘆在今天依然回蕩。最近在河南安陽，當年的鄴城附近，驚傳世人搜尋千年的“曹操墓”被快速“確認”，真假姑且勿論，但是，面對一座漢魏古冢，與其費盡心機地去“確認”與“開發”，不如懷著對于亡靈的敬重，追尋其中的生命蘊涵。我們也可以像晉代謝惠連《祭古冢文》中所做一樣，略備“豚醪之祭”以敬其靈，在心中默問:“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功名美惡，如何蔑然？”對于曹操而言，在今天最重要的也許不是其墳墓確切何在，而是重新聆聽他追尋生命價值的悲歌，去了解歷史上曹操的人生之謎，在現代重新去思考和傳承這份生命的情懷。

　　曹操之謎首先表現在他何以作為奸臣與英雄之間的性格之謎上。今人可以從多種角度去探析，但是他的出身的雙重性與內心的隱痛卻是重要表征。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一開頭寫道:“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后。”陳壽的這一記載可謂是典型的春秋筆法。曹操的祖上是漢高祖劉邦的重要元臣曹參，然而這只是傳說而已，無從考稽，而現實的祖上卻是宦官曹騰。曹操的生身父親曹嵩本為夏侯氏，“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更是點出曹嵩因為過繼給曹騰當養子而失去了家譜中的根脈，這不能不說成為曹操的隱痛。

　　據《三國志·魏書》曹操的本紀記載，歷史上的曹操本人武藝高強，多才多藝。陳壽在《三國志》中客觀地評價他是亂世中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雖然曹操在后世屢受詬病，但在近代得到了“平反”，章太炎曾作熱情洋溢的《魏武帝頌》，解釋他看似譎詐的性格是因為他“信智計之絕人，故雖譎而近正”，認為正是因為曹操的智慧遠超常人，他的智謀才會都被世人混同于譎詐。魯迅也肯定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他們沒有單純站在道德的立場上去評價曹操，而是意識到建安那個熱血澎湃的時代，產生的豪邁不屈的生命精神，正是當時風雨飄搖的中國和很多麻木畏縮的國民所需要的。

　　開啟了人的自覺與文學的自覺

　　曹操是一位特殊的家世與人生理想相糾結的漢末雄杰。曹操曾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自序:“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忤諸常侍。”從這段自序來看，曹操雖為宦官家庭出身，但他很早就在思想上脫離了這個集團。想通過政教建立名譽，走的也是漢末黨人的人生道路。靈帝建寧元年，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敗，被宦官曹節等所殺。曹節為曹操的曾祖父。但靈帝光和三年(180年)，曹操第二次被征拜議郎后，就上書朝廷，申訴竇武、陳蕃之冤:“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言辭激烈，頗有黨人風格。著名的汝南月旦評主持者許劭曾稱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潁川李膺之子李瓚認為:“天下英雄，無過孟德。”要他的兒子舍張邈、袁紹而歸曹操。在曹操后來的事業中，漢

　　末士大夫的汝潁人物始終是他倚重的力量。如荀彧、荀攸、鐘繇、陳群、荀悅、杜襲、戲志才、郭嘉等，大多為汝潁地區的士族文人。曹操在建安十二年頒布的《封功臣令》中提出:“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從歷史淵源來看，這些人基本屬于漢末士大夫集團。正統與反正統，傳統與反傳統，正以說是曹操之謎的直接顯現。陳寅恪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中認為曹操是漢末宦官集團代表，“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這種說法似可商榷。曹操在后來的政治斗爭中確實提出過不拘德行、唯才是舉的用人思想，也吸取了刑名之學，破除了漢末浮華交游的惡習。但在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文學創作中，儒學中的人文精神，恰恰構成其作品中深摯的悲劇感人魅力。

　　但是，曹操的宦官家庭出身，確實像夢魘一樣糾纏著他，造成他的心靈與人格的悲劇性。宦官自古為正統士大夫鄙視，司馬遷遭受宮刑后，曾痛心疾首地說:“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這種屈辱是累及子孫后代的。在那個重視門第家世的時代，曹操沒有劉備、袁紹等那樣光耀的出身來幫助，他的家世反而為他的事業增添了許多困難。陳琳在《為袁紹檄豫州文》中斥罵他:“操贅閹遺丑，本無懿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身為“贅閹遺丑”的曹操，被排擠出上流貴族圈外，幾乎失去了堂堂正正稱王稱雄的合法性。正因為失去了儒家最重視的祖先血緣而被不齒，曹操青年開始就疏離于兩漢正統經學觀念之外，行為也很另類，“任俠放蕩，不治行業”。當時的官方儒家文化也本已虛偽不堪，曹操根本不信當時官方宣傳的那一套理論，曾在《董逃歌》中冷嘲熱諷:“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從自己的奮斗經驗中，曹操認為天命論荒謬至極，個人的命運不是由天來決定的，而都是憑自己的智慧和血汗奮斗而來的。所以他對于看重出身的汝穎士大夫集團是有所戒備與打擊的，他之所以殺孔融與楊修有這方面的因素在內。

　　也正是家世的影響，使曹操產生了強烈的證明個人能力的愿望。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曾經自白得很清楚。曹操心中對身世的自卑和對不公正評論的憤恨都轉化為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實踐。他不屑儒家只為集體奉獻而忽略自我的價值觀，當他鎮壓黃巾軍起義后，漢獻帝的賞辭按慣例要表彰忠孝，曹操卻在《謝襲費亭侯表》中不滿地說:“日以臣為忠孝之苗，不復重臣材之豐否。”最令他激動歡喜的是別人對他個人能力的肯定。橋玄見到青年曹操而驚嘆為命世之才，令曹操一生感懷，在橋玄死后寫下情深意切的文章紀念。只要能凸顯自我而不淪入平庸，即使被評作“奸雄”，曹操也會開懷大笑，在所不惜。他也樂于自豪地自我評價，自謂“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即使面對皇帝他也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有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對自我的肯定與期許躍然紙上。可以說正是曹操對于當時正統文化的疏離，才讓他更加決絕地成為社會的叛逆者，造就唯我獨尊、挑戰一切的性格。但同時，他與那個彌漫著悲哀氣氛時代的其他人一樣，內心何嘗不是充溢著對生命的哀傷與徘徊，雄心壯志有多大，相應的悲哀也有多深。曹植云“烈士多悲心”，何嘗不是對其父親的寫照？

　　在他的帶領下，建安文人更多地關注自我才性的發掘，而不是單純地湮沒在傳統儒家的倫理關系之中。他鼓勵曹植說:“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成就對得起自己的“無悔”人生，是那個時代文人共同的追求目標。當時的文人都積極投入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奮斗中去，而以立功為最重。即使文弱的曹植也高唱“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英雄贊歌，一生夢想馳騁沙場來證明自我。建安文人蓬勃的生命精神使以往被埋藏的生命意志開始蘇醒，繼而迎來了人的自覺與文學的自覺。

　　由悲劇走向超越的生命精神

　　曹操的人生總是盡力用奮發來抹去悲傷，但來自詩人人格特質的敏感是難以消除的。曹操面對死亡這個人生永恒悲劇的態度，就更值得我們探討和借鑒。東漢中期開始，天災人禍屢屢洗劫中原大地，大都會的繁華轉眼會因戰亂而荒蕪，人們隨時可能會被戰亂或瘟疫奪走生命，對于人生的悲觀情緒籠罩整個社會，挽歌成為最流行的歌曲，如何度過如此短暫的生命來面對生死，這“死生亦大矣”的問題盤桓在每個人心中，“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成為很多人無奈的對策，放棄理想，及時行樂，或者完全不擇手段去取得物質享受:“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坎坷長苦辛”。這種以沉溺物質享受來企圖忘記死亡想法一直大有市場，到晉代以《列子·楊朱》為代表的縱欲論鼓吹人生的價值僅僅“為美厚爾，為聲色爾”，鼓勵世人醉生夢死來逃避面對生命的問題。

　　曹操的悲哀，主要體現在他實現自我目標之遠大與生命之短暫的強烈矛盾

　　中，這是永遠無法調和的悲劇。年少時也許尚能因為建功立業的急切而“視死忽如歸”，但年老功業將成之時對死亡就會有格外的恐懼。曹操是理性的，他清楚地認識到“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告誡自己“存之有命，慮之為蚩”，而人到暮年，統一天下的宏愿仍未完成，縱然一生沒有嘗過怯懦滋味的曹操面對自然的偉力也深深感到無奈與哀傷。曹操詩中的自然，往往壯闊無垠，表現出無比強大與狂暴的力量。在具有“吞吐宇宙氣象”的《步出夏門行》中，大海壯闊，“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但個人處在茫茫宇宙之中，顯得如此渺小和卑弱，曹操面對大海，也不禁“心意懷游豫，不知當復何從”。又如《苦寒行》一詩，極寫冰雪太行山的可畏，久經沙場的曹操也深刻地感到人類在強大的自然力量下的無能為力，周公當年能在有生之年實現功業，東征勝利而歸，而自己能否這樣呢？曹操也想馬上結束戰爭回去過安適的生活，卻不得不忍受征途中的各種苦難，想到這里不禁悲從中來。曹操的古詩可以用晚唐悲劇詩論家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的“悲慨”一品來概括:

　　大風卷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自然的無情與狂暴，社會道德的淪喪，人間難尋理想價值，而此時英雄悲壯地接受使命進行抗爭，結局雖是落葉蒼苔的蒼涼，但這更突出了不屈抗爭的意義，籠罩著濃郁的悲劇氣氛。曹操就是這樣坦然地接受現實，在壯烈的抗爭中，曹操不是沒有過畏難情緒和退縮，連綿不斷的艱苦戰爭和勝利的遙遙無期難免使人哀傷厭倦，原先表示“痛哉世人，見欺神仙”的曹操到晚年卻也寫了不少游仙詩，羨慕長壽又安逸逍遙的神仙們。在《秋胡行》中，開篇是自己艱險出征的冷酷現實，當作者“意中迷煩”之時，仙人卻突然降臨在這現實中來，邀請作者一起拋棄煩惱，去過逍遙的神仙生活。這時作者卻羈絆于塵世而沉吟了。曹操用理性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一再告誡自己:“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取，將以惠誰？泛泛放逸，亦同何為！”告誡自己不要浪費寶貴的生命，應該與時間賽跑，趁精力旺盛進取不息。

　　在《龜雖壽》的雄壯表白中，曹操對待死亡的威脅和恐懼有兩個對策，一為生理上養生，二為意志上不輸給生理上的衰老，繼續積極建功立業。這種心態為悲哀的社會氣氛注入了豪邁剛健之氣，在曹操生命精神籠罩下的建安文人多容易感傷但不輕易絕望頹廢。如陳琳《游覽二首》的高歌“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他們的生命精神由此由悲劇走向超越。

　　曹操的這種超越不僅來自于儒家的人生理想，而且來自個人的深切感悟，這種感悟流播后世，與東晉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表達的生命觀念何其相似。王羲之認為生命雖然短暫，快樂也是轉瞬即逝，但是生命的意義不是一死生的虛妄，也不是長生不死的自欺欺人，更不是單純地追逐肉欲，而是來自生命過程中尋覓到終極關懷的感興。這是得益于曹操的魏晉風度形而上精神之所在，人生的快樂雖然轉瞬即逝，但并不代表它虛幻，這種感受畢竟曾經存在，而且給人帶來的意義是“世殊事異”，歷久彌新的。因恐懼死亡而追逐肉欲是混同于禽獸的行為，貪圖安逸選擇淡忘死亡的存在是懦夫的行徑，王羲之提倡在短暫的生命中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意義，才是一種超越人生的精神創造，升華了個人短暫的生命。由此而坦然面對死亡，敢于面對慘淡的人生。人的肉體雖然易朽，但卻會因為留下不朽而得到生命的永恒。

　　我有迷魂招不得

　　最終，曹操的死亡來臨，他還原為一位虛弱多愁，不忍離開塵世的普通老人。見到其《遺令》而傷懷的陸機在《吊魏武帝文》中感嘆一世英雄如曹操者，“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面對死亡無能為力。最讓陸機感到“憤懣”與不可理解的是，曹操臨終嘮叨的都是些家庭瑣事而已:托付幼小的兒女，叮囑妻妾以后可以編鞋來賣錢，分熏香和皮衣……想象著自己獨自在黑暗墳墓中的永久孤獨，曹操又吩咐歌姬們:“……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希望歌姬的歌聲和目光能夠讓自己不那么寂寞。陸機不能理解英雄竟然也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只能感嘆“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人生的“大戀”不是因為人是英雄或普通人就有區別，在死亡之前人人平等，令人傷懷。病重的曹操不再有能力兼顧天下，只能牽掛圍繞在病床前的家人，他終其一生履行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悲壯使命，留下了令后人敬仰的生命精神，可是后人卻認為一代梟雄臨死前也只應該托付家國大事，不應該留戀兒女情長。孫能傳《能溪漫筆》中記載了司馬光的推測:“《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實以天子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曹操臨終的真情流露也會被后人以奸詐權術來推測，這不能不說是曹操的悲劇。曹操的生命情懷，千載之下又有幾人堪為知音呢？李賀的詩句“我有迷魂招不得”，正可為九泉下的曹公代發心曲。那么在今天，即使他墓冢枯骨被“確認”，我們又該怎樣以建安雄健奮進的氣魄注入理想逐漸褪色的當今時代，如何續寫曹操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以何為他招魂？如果只是單純追求商業開發，那么對于曹操的精神遺產只能是買櫝還珠，褻瀆先人了。

　　演講人:袁濟喜演講人簡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學特聘教授。學術著作有《六朝美學》、《中國古代文論精神》、《古代文論的人文追尋》，《兩漢精神世界》、《中華美學趣尚》、《承續與超越——中國傳統美學與當代》等，主撰的《六朝清音》，獲第五屆國家圖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