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初，我基于對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敬，一見到新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憶錄》，就立刻買下，連夜通讀，讀到陀氏向他的夫人、當時的速記員、剛剛20歲的“小鴿子”求愛那段，忍俊不禁，啞然失笑：

　　“小鴿子”幫助陀氏順利完成了小說《賭徒》，中年喪妻的陀氏生怕這位可愛的姑娘會就此離開，很舍不得，發現自己已經愛上了她。所以“小鴿子”再來時對她說：“我構思了一部新小說。”“小鴿子”問是什么小說，陀氏說：“一個藝術家，人已經不年輕了，嘿，一句話，像我這個歲數。在他生活的關鍵時刻，遇見了一位年輕姑娘，年紀與你相仿，或者大一兩歲。”說來說去，歸結到自己身上，問道：“假如這個藝術家就是我，我向您傾訴了愛慕之情，并且求您做我的妻子，那么請您說說，您會怎樣回答我呢？”“小鴿子”異常激動，其實她也愛上了這位天才的大作家，趕緊說：“那我一定會回答您說，我愛您，而且要愛您一輩子！”

　　這樣，雖然年齡相差懸殊，“小鴿子”還是毅然嫁給這位貧病交迫、債務纏身的作家，從此成為陀氏的速記員、秘書、財政顧問和書籍發行人，同時也是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的賢內助。他們共同生活了14年，陀氏去世后，34歲的陀氏夫人將其畢生精力獻給了普及丈夫著作的事業。人們認為：陀氏后期寫出《罪與罰》、《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樣更為老熟的作品，他的妻子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勛。難怪列夫·托爾斯泰感嘆地說：“假如許多俄國作家都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那樣的妻子，那他們就會覺得好多了！”

　　陀氏以小說的方式求愛，可謂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佳話。

　　而我大學時也聽說過一個另類的求愛。

　　一位同學，人像猴一樣矮瘦，又像猴一樣精油，所以綽號“猴精”，“文革”時是一派紅衛兵小頭頭。1966年8月，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回來時見他用一塊大手帕包著右手。同學以為他手傷了，連忙過去問。他興高采烈地說：“哪是受傷啊，是太幸福了！我跟最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握手了，為了保護這只握過毛主席手的右手，才包上了手帕。”同學們聞聽，羨慕不已，紛紛跑來握他這只握過毛主席手的手。一位漂亮的女同學，從來不正眼看矮個兒男生，也連蹦帶跳地過來握。跟別人握時，“猴精”草草了事，一碰即完，跟這位漂亮姑娘握時卻緊握不放，滿臉真誠，脈脈含情，并自此緊追不放，終于得逞。然而好景不長，沒有多長時間，漂亮姑娘就跟他分了手。因為后來悟出“猴精”壓根就沒有和毛主席握過手。

　　陀氏的求愛方式，是假借虛構的小說，袒露真誠的內心，以假獻真，所以凝結為永久的婚姻；“猴精”的求愛方式，卻是用貌似言之鑿鑿的真事，掩蓋內心的虛假，面真實假，結果只能被戳穿。每個人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行事的，包括求愛在內，但不管方式如何，都必須是真誠的。而真誠與否，則是由個人的本性所決定，裝是裝不來的。假的終歸真不了，即便一時惑人耳目，遲早也會假相畢露。

　　我在《與李建軍論“分內事”書》(《文學自由談》2010年第1期)中，斗膽批評一些文學評論家雖然著作很多，但寫的并不是文學論文，而是政治、思想批判，或者是捧場性的頌歌，其實，還沒有點破實質。寫什么以及怎么寫，也是批評家與文學打交道、甚至向“文學維納斯”“求愛”的一種方式。這也是由自己特有的本性決定的，并不僅僅是技術性問題。長期以來，不少評論家習慣于大批判或唱頌歌，以至養成了一種脾性，對文學本身缺乏真誠和摯愛，而專意謀求另外的東西，所以一落筆就往往出“大字報”。這種只會寫“大字報”的先生，倘若求愛，恐怕也會鋒芒畢露，不知婉曲、溫潤。

　　列寧向克魯普斯卡婭求愛時，寫了一封長信大論俄國革命，之后在信的結尾來了一句“給我做妻子吧”；克魯普斯卡婭在回信中也大談了一番理論，在信末加上一句：“好吧，就做你的妻子吧！”列寧向克魯普斯卡婭的求愛也與“革命”相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以小說的方式柔和深婉地求愛，就在于他本性是一位大文學家，連求愛也文學化了。

　　文學批評不是捺之于地的大批判，也不是抬其上天的大捧場，而是探討文學本身的規律，與作家進行真誠的交流，可以說是一種文學上的愛的互動。為了使文學批評健康化，很有必要清洗一下大批判或大捧場的流毒，使批評家們從本性上多一些對文學的真誠與摯愛，少一些虛假和功利。

　　-張夢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