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周恩來兩過重慶青木關

　　抗戰時期，青木關是紅巖村去延安的必經之路，它又離重慶較近，國民黨當局在這里建立一個檢查站，安置了受過專門訓練的特務。這是進出重慶的第一關，也是最難過的一關。

　　周恩來回延安，必經青木關。袁超俊和吳宗漢兩位老人曾對我講述過周恩來兩過青木關的往事。

　　袁超俊老人回憶:

　　1943年6月，我跟隨周副主席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籌備工作和整風學習。隨同周副主席一起走的有鄧大姐、林彪、方方、伍云莆、孔原等，一共有一百多人，分乘五輛卡車。

　　我們一行人來到青木關，許多軍警、特務攔住了車隊，要檢查。我們隨車副官出示了護照和有關證件，和顏悅色地對他們說:“我們周副主席和林師長有急事要回延安，請你們放行。

　　敵特們不放，非檢查不可。

　　周副主席跳下車，來到跟前，親自交涉，請他們放行。但是他們不答應，仍堅持要檢查。周副主席火了，生氣地說:“要檢查就檢查吧，我們也沒帶什么東西。”說完，命人打開幾個裝文件的箱子讓他們看。

　　敵特們七手八腳地翻找起來，當發現國民黨的文件時，如獲至寶，大聲嚷嚷著:“你們為什么帶這個？為什么帶？”氣焰十分囂張。

　　周副主席眉峰一揚，輕蔑地說:“你們看清楚沒有，這是你們參政會發給鄧穎超的文件。鄧穎超是參政員，文件發給她就屬于她的了，她帶回延安有什么不可以？”

　　然而，這伙狂妄已極、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們，硬是不放行。

　　周副主席向前邁一步，理直氣壯地問:“你們有電話沒有？給你們蔣委員長掛個電話，問問這是怎么回事？”

　　敵特們聽說要找蔣介石，知道事情大了，一個個像泄了氣的皮球，蔫蔫的縮了回去。我們車隊過關而行。

　　這次多虧了周副主席機智周旋，殺了他們威風，否則我們車隊非扣下不可。

　　袁超俊老人的回憶，讓我們既領略到周恩來的機智勇敢，也看清了特務們無論怎樣囂張，只要去揭他們披著的那張的虎皮，就都老實了。下面吳宗漢老人的回憶，也揭示了這個道理。

　　這次，周副主席帶幾個人回延安，車行到青木關，遠遠就看見一群國民黨兵荷槍實彈站在那里。于是車停穩，隨行副官走上前有禮貌地與一個國民黨軍官交涉，“我們是十八集團軍的，有緊急任務回延安，請放我們通過。”

　　這個國民黨軍官蠻橫地把手一揮，說:“不行，照章辦事，統統檢查。”

　　周副主席下了車，對副官說:“讓他們檢查好了。”

　　這些家伙東翻西找，忙活半天也沒發現什么，很掃興。于是這個國民黨軍官又把眼睛盯到周副主席手里拎的黑色公文包，說:“把這個打開看看。”

　　副官急忙上前攔住他，說:“這是周副部長，不得無禮！”

　　這個國民黨軍官傲慢地說:“對不起，兄弟也是奉上司命令，不管是誰都檢查！”

　　周副主席滿面怒容，大聲說:“你們這是故意刁難，我問問何應欽，這是誰的規定？”說完就向裝電話的崗樓走去。這個軍官一看不好，急忙跑到周副主席面前，點頭哈腰地說:“周部長，是卑職對長官的不敬，請多包涵，多包涵，馬上放行，馬上放行！”

　　周副主席帶著大家闖過這一關。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周恩來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副部長，敵特們竟也這樣對他刁難。那么，對我在國統區的工作人員更會怎樣呢？曾在重慶辦事處做過押運副官的吳宗漢老人回憶:

　　一次，南方局的李濤化名去延安，途中經過國民黨一個檢查站。盡管他已喬裝改扮，但還是被一個認識他的而且眼毒的國民黨軍官認出來。他看看護照，又打量一會兒李濤，冷笑道:“這個護照是假的，你叫李濤，我聽過你的課。”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幾個國民黨兵蜂擁而上，要扣押李濤。

　　抗戰初期的熱潮中，在武漢長江局的李濤，確實給這些國民黨官兵講過課。隨行的押運副官見李濤已被認出，急中生智走過去，對那個國民黨軍官說:“不錯，他是李濤教官。護照上的那個人因為臨時有事去不了，而李教官也正有急事外出，重新上報護照來不及了，就移花接木借用這個護照。既然李教官教過你，你們許多長官又是李教官的朋友，那么，這點面子還不給嗎？”

　　這個國民黨軍官不講情面，就是不放行。最后，重慶辦事處派人出面交涉，才算把李濤放過去

　　有時候遇到刁滑的國民黨檢查人員，是雞蛋里面挑骨頭，百般刁難。如果我們言行稍有欠缺，就會被他們抓住沒完沒了。我就親身經歷一次。

　　那次我們執行任務，在廣西河池一家旅館住宿。夜半三更，闖進來三個國民黨憲兵檢查。查看我們護照時，發現印章有點模糊，頓生疑心。一個憲兵從口袋里掏出尺子，左量右測，量了半天，陰沉著臉說:“你們護照的印章是假的。”說完就要扣留護照。

　　我一急，從衣袋里掏出兩張空白護照，這是臨行前李克農交給的，以備急用。我指著護照上的印章對他們說:“你們看看，這印章都是你們統一印發的，怎么能有假？只不過是蓋章時印泥多了點吧，這幾個護照都一樣！”

　　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另外兩個憲兵過來就要搶，大聲吵吵:“好哇，連我們軍長外出都不許帶空白護照，這說明你們有名堂！”

　　我急速把護照揣好，理直氣壯地說:“你們軍長許不許帶護照，我管不著，但我們必須帶！因為我們車隊從桂林到重慶要走十幾天，假若汽車拋錨或途中遇到特殊情況，過了護照期限我們怎么走？不帶空白護照行嗎？要是懷疑，你們打電話查好了！”

　　這三個憲兵想找茬尋事，就往憲兵值班室掛電話。值班的軍官又往重慶辦事處掛電話查問。重慶辦事處告之確有此事，讓他們不要小題大做，故意尋事制造矛盾。這樣，這個值班軍官討了個沒趣，還把睡意攪沒了，一肚子氣沒處撒，在電話里把這幾個憲兵臭罵一頓。

　　這時候，隔壁的群眾被吵醒，來到我們房間，見他們無事生非很生氣，你一言我一語地指責他們。

　　這三個憲兵折騰了半天，不但什么也沒撈著，還碰了一鼻子灰，最后罵罵咧咧地溜走了。

　　老人們回憶當年在重慶的工作，可謂一步一險，我黨在國統區的斗爭確實是十分艱難的。 呂榮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