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明顯線索表明鄭和沉船真實存在的情況下，這項投入達到2000萬元的考古項目能否順利結題，其結果并不樂觀

　　“很久以前，一艘中國船只因迷失方向駛入帕泰島沿岸，在上加村附近不幸觸礁下沉。慌忙之中，船上的數百人紛紛拋出載運的小船逃命，并從大船上快速搬下瓷器和絲綢等貴重物品。他們當中，有400名劃向帕泰島，沿著雜草叢生的海岸在上加村登陸，用隨身攜帶的中國瓷器和絲綢與當地人交換食物和錢財。后來，除40人留在上加村外，其余的人分兩路走了，100人向西來到了帕泰村，260人北上去了西游村……”

　　2002年的3月，帕泰村村長這樣向探訪者李新烽講述當年鄭和船隊遇難的經過。

　　帕泰村、上加村、西游村是位于帕泰島上的三個村落。帕泰島、拉穆島、恩多島、基瓦尤島、曼達島，這五個大小不一的島嶼組成拉穆群島，隸屬于東非的肯尼亞。如今，當地的很多人相信，拉穆群島海域埋藏有鄭和的沉船。

　　雖然之前在當地見過不少的中國瓷器，但2003年5月，李新烽在拉穆城見到附近漁民從海里打撈出來的一只“雙龍壇”，這讓他相信“作為在拉穆群島打撈出來的第一個完整的中國文物，為中國古代寶船沉沒在帕泰島附近海域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證”。

　　這年的11月，在朋友和潛水員的陪同下，冒著烈日與風浪，李新烽駕著一葉扁舟，在帕泰島附近的海域中來回巡視。整整4天的搜索，結果卻一無所獲。

　　“我們的搜索手段未免有些落后，每小時20千米的船速，即使整整四天，行駛的航程也非常有限。”李新烽告訴《科學新聞》。如今，一項由中國商務部出資2000萬元人民幣資助的中國與肯尼亞合作的考古項目可能會彌補這一缺憾。

　　雖然項目中包括了對于肯尼亞幾個地區的陸上考古工作，但在肯尼亞拉穆群島及其周邊水域的水下考古工作則更加引發外界的好奇——有可能在600年后，找到鄭和的沉船么？

　　緣起鄭和

　　項目的啟動與恰逢其時的“鄭和熱”有著直接的關聯。

　　1994年，美國女作家雷瓦西出版鄭和傳——《當中國稱霸海上》，其中描述了她在肯尼亞遇到了一名自稱是數百年前帕泰島上中國海船幸存者的后裔；此人向她講述了當時沉船的經過。其后，1999年2月《紐約時報》的記者紀思道前往肯尼亞，親自探訪帕泰島，接觸到了外貌帶有亞裔特征的當地人。而當時還是記者的李新烽則在2002年第一次深入肯尼亞，探訪這些“中國人”以及與中國有關的一切事物，期待能追尋鄭和的遺跡。

　　由于研究鄭和下西洋的原始資料很不完整，而有關鄭和訪問非洲的史料就更少，因此李新烽的探訪不僅能引起一般公眾的興致，也被相關研究的專家所認可。懷著強烈的好奇，李新烽在耶穌堡博物館看到了展出中國瓷器；在上加村，見到了中國按摩的傳人；在西游村，聽到了當地的“中國人”講述自己祖先的故事；在拉穆城，看到了類似于玉米面粥的“五加里粥”和雙面餅，甚至在索馬里看到了“麻將”。

　　一面探訪，李新烽將所見所聞及時在報刊發表，引發了公眾的無盡興趣。2005年，隨著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再加之針對英國退役海軍軍官孟席斯關于鄭和船隊環球航行之說引發的爭論，公眾對于鄭和的興趣達到了頂點。

　　此時，一名被冠以肯尼亞“中國女孩”稱呼的非洲姑娘自稱是鄭和所率領船隊船員的后裔，并和肯尼亞馬林迪市的市長來到南京尋根，應邀參加了當時的紀念活動。根據史料記載，馬林迪國曾向明朝皇帝進獻過麒麟，即長頸鹿。

　　一位高層領導為此指示文物局官員，希望學者也參與進來，不要僅僅是媒體在關注。

　　2005年，作為陶瓷考古專家，北大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和國家文物局考古處、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中心的有關人員赴肯尼亞進行前期的調查。之前，肯尼亞國立博物館濱海考古部也曾與國家文物局聯絡，詢問能否合作：其一是挖掘鄭和沉船；其二是發掘上加遺址。

　　文化關聯？

　　隨著考察的深入，秦大樹逐漸意識到，當地的文化和習俗與中國的關系并不緊密；而對于許多與中國相關的事物，其實都似是而非。

　　第一次的考察，即使在村長的帶領下，也沒有找到傳說中的帶中國字的墓碑；看到的三個珊瑚巖墓碑由于嚴重風化，只能在墓碑上看到文字，而且是阿拉伯文。對于穹頂的墓葬，秦大樹表示，鄭和時期已經不興這樣的墓葬了，而伊斯蘭地區都有這樣的穹頂墓葬。

　　作為陶瓷考古專家的秦大樹也同樣見到了那個著名的“雙龍壇”，但他認為，雖然產地還不敢肯定，但很可能是印尼產的、元代的瓷器，和鄭和沒有任何關系。

　　“在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都生產這樣的罐子，上面有很粗的貼錯的龍紋，和皇家沒有任何聯系。元代以后，龍紋在民間也很普遍的出現，只不過分爪。五爪龍是皇家用的，三爪、四爪都是民間用的。”他說。

　　作為中國文化符號的一個代表，瓷器一直以來可以當作文化交流的有效證明。遺憾的是，盡管當地現藏的中國瓷器，覆蓋了宋元明清，但屬于鄭和時代的卻幾乎沒有。

　　“在當地的許多博物館，收藏有過去幾十年間出土的許多瓷器，英國的東非研究院曾進行了30多年的考古工作，所有的我看到的資料，屬于永樂和宣德時期的東西幾乎沒有。”曾在當地調查的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國棟告訴《科學新聞》。秦大樹進一步指出，連號稱是“中國女孩”的家中收藏的那個青花小碗，“雖然聲稱是鄭和時期的，其實就是晚清的東西”。

　　除了實物，要從文化禮俗上斷定和中國的關聯也非常困難。

　　當地的語言是斯華希里語，曾為英國殖民地，但宗教上屬于伊斯蘭世界，學校使用英文課本，清真寺則每周也有1~2天施予可蘭經的教育。況且經過了六百年，真有中國文化的痕跡也很難辨識。

　　對于當地人講述的種種與中國人有關的傳說，陳國棟提醒道：“當地的人把外國參訪者都叫做banker，隨時愿意講參訪者想聽的話，若有一些道聽途說的話，也許重新加工一下就講給外人聽，所以，尋找準確的信息是至關重要的。”

　　找尋沉船

　　但是，鄭和的船隊究竟是否到過東非呢？打撈“沉船”，究竟有幾分把握呢？

　　陳國棟表示，鄭和本人沒有去過東非，但他的手下的確去過。證據至少有二：其一，鄭和下西洋時代的文獻，如《瀛涯勝覽》《明實錄》等，密集記載的許多非洲的地名在現在的東非都能找到對應。

　　其二，官方的(意味著較為權威)的文獻《明英宗實錄》中記載，在1448年，三個下西洋遭遇船難的人在18年后歸來到了南京，那么推算其離開的時間為1431年，正好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時間。這些歸來的人的帶隊太監是鄭和重要的副手洪保，那艘船在海外失事，其地點是在今日的索馬里，同時記載說當時有300人，有100人被救起。

　　“那么沉船就不會離開海岸很遠，這就有可能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搜索。但是由于這一帶海底都是珊瑚礁，而波浪的力量又很大，那么那艘沉船是否現在還能保存下來是一個疑問，我認為找到的機會不大。”陳國棟說。

　　而在之前的調研中，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隊對于當地的環境條件、區域狀況做了考察，在經過主動式聲納的搜索后，卻無功而返。對于是否有沉船，也只是停留在推測階段，并沒有確實的證據。

　　“在拉穆群島一直有中國的瓷器被發現，因為海里有瓷片的密集分布，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沉船的存在。整個的區域也不是很大，這么大的數量，如果僅僅是個人使用，不是船貨的一部分，也不可能。肯尼亞的東海岸一直以來都是海上的貿易點，至于說沉船和鄭和的關系，是我們開展工作后才能說明的。”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中心主任趙嘉斌告訴《科學新聞》。

　　秦大樹則猜測說，當時肯定是有一條船在這個海域沉了，但除非找到船，看到東西，才能斷代。“這是好幾百年之前的事情，也許不知道怎么就說是六百年以前了，正好就和鄭和的航海事件有了聯系，也許根本就沒什么聯系。”他說。

　　更多目標

　　雖然整個項目的立項是因鄭和而起，但經過科學家嚴謹的調查后，現有的項目方案將不僅僅關注于鄭和或者只是和中國相關的考古挖掘。整個項目的設計基于東非海岸一直以來是海上重要的貿易地而進行考古發掘，期待這些實物的證據能豐富人們對于航海史、貿易史以及中非交流史的認識。

　　對于傳說中和鄭和后裔有密切關系的上加遺址，原本肯尼亞方面提議挖掘傳說中的中國人的墓地，看能否做進一步的DNA檢驗。但秦大樹在閱讀了劍橋大學Mark Houton教授的挖掘報告后意識到，如果繼續挖掘上加遺址，將是“拾人牙慧”。

　　在長達4年的挖掘工作中，Mark Houton調查了1800座墓葬，在上加遺址、拉穆沿海地區以及帕泰島上最大的聚落中，把宮殿、貴族區、商店、平民區都發掘了，就剩下墓地沒有發掘。“為什么不發掘呢？實際上，他也清理到了這些墓葬，但是因為都是穆斯林墓葬，并沒有什么隨葬品，只有一副白骨，沒有什么研究價值。”秦大樹說。

　　最后方案確定為放棄挖掘上加，轉而挖掘馬林迪，至少有三個唐代文獻提到非洲，都有可能和馬林迪有關。此外，將肯尼亞甚至整個東非地區已經發掘的遺跡里面出土的瓷器做一些調查。

　　放棄上加遺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鄭和的傳說散布開之后，肯尼亞和中國使館方面交流時，談到“我們原來是朋友，現在我們是兄弟。”“這么一說，鄭和的后裔在非洲就變成了一個美好的傳說了，如果挖完了一測DNA，說沒有血緣關系，不就是一個神話破滅么？”秦大樹說。

　　對于水下考古來說，挖掘鄭和的沉船也不是最終的目的。

　　“并不是把眼光只局限在鄭和時代，而是在肯尼亞的領海之內，詳細了解水下文化遺址的分布。這個遺址有可能上升到宋，也可能下落到清，我們也不強調一定發現中國人的船。我們把能見到的都統計回來，然后開展相關的研究。”趙嘉斌說。

　　作者：邸利會 來源：《科學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