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周邊安仁古鎮、平樂古鎮等地采風兩天后,今天下午,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將在四川三岔湖花島舉辦頒獎禮,年度杰出作家、年度小說家等將在這里迎接屬于他們的榮光。

　　記者提前從組委會獲知的獲獎者名單中,蘇童擊敗劉震云、閻連科等競爭者,獲得2009年度杰出作家獎項,而張翎則憑借反映海外華工百年滄桑的小說《金山》獲得年度小說家獎,成為獲此獎項的首位海外華人作家。除此二人外,朵漁、張承志、郜元寶、笛安分別獲得年度詩人、年度散文家、年度評論家、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等各大獎項。

　　昨日,蘇童、張翎和獲得最具潛力新人獎的笛安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年度杰出作家獎蘇童:獲獎作品《河岸》

　　這是我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作品,但是,此后會寫成什么樣,我心里還是沒數。”

　　蘇童說自己“獲得了一個仰慕已久的文學獎項”,“我毫不掩飾,得這個獎,我很驕傲,非常驕傲,也很高興。”

　　他以長篇小說《河岸》獲獎。評委會給蘇童的授獎辭里這樣寫道:“他在2009年度出版的《河岸》,依舊陳述歷史和現實重壓下的個人記憶,如此荒誕,又如此真實,個人的卑微和高尚在以意識形態為主體的偉大敘事中,漸漸被抽象成了一個無,而權力對日常生活的修改,又讓我們看到,在扭曲的時代里根本造不出筆直的人性。”

　　蘇童本人就像毫不掩飾他獲獎的驕傲一樣,“毫不掩飾”自己對這部小說的滿意:“確實,目前來說,它應該是我最好的小說了。” 他解釋說,他對《河岸》的滿意,其實更多是情感上的,不是從技術上考量,“我一直想以小說的形式表達‘河流’這樣一個比較浪漫、比較抒情的詞匯。現在寫出來了,這就是所謂滿意的最大的原因”。

　　但出生于1963年的蘇童也承認自己有著害怕難以超越自己的“中年危機”。他說:“較理性的作家內心里頭都有焦慮,只是多少而已。本質上總覺得自己沒有寫出理想的那一部作品……《河岸》毫無疑問是我目前為止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但是,此后會寫成什么樣,我心里還是沒數。”

　　年度小說家獎張翎:獲獎作品《金山》

　　一個作家對故土和母語的記憶,是一種時空都無法抹去的永久聯系。”

　　提名評委、南開大學文學博士后張莉說,這次提名作家作品的范圍更為寬闊,海外華語作家的比例有明顯提高,是一次更為完整和切實的對“華語文學”的巡禮和檢視。最后,定居于加拿大多倫多的華裔作家張翎憑借小說《金山》獲得本屆年度小說家獎。這是繼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獲得第五屆的年度文學評論家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再一次把獎項頒發給海外華人,也是第一位海外華人小說家獲獎。

　　《金山》以廣東開平一個方姓家族的興衰為基線,反映加拿大早期華人背井離鄉,“勞作受苦,屈辱地死或者堅韌地生息”的百年滄桑。小說出版后,曾成為國際版權市場繼《狼圖騰》后競爭最激烈的華文小說。由該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金山》去年拍攝完成,演員孫儷還憑借在此片中的精彩表現“封后”羅馬電影節。

　　評委會給張翎的授獎辭說,張翎的小說大氣、從容、深情,而且有一種沉實而安靜的品質。她以自己的專注和柔韌,守護傳統價值的光輝,敬畏一切人性的美德,也為它的裂變、劫難作證,并從個人和民族的創傷記憶中領悟生命之重。她出版于2009年度的《金山》,賡續的是感時憂國、秉筆直書的寫作傳統:通過幾代海外中國勞工的生活秘史、悲苦命運,把中國普通民眾在全球化進程中艱難前行的身影刻寫得飽滿、闊大,由此揭開了華裔移民史和中國現代史中被輕忽的重要一頁。

　　張翎表示,一個人對故土和母語的記憶,是一種時空都無法抹去的永久聯系。對一個作家來說,寫作是回歸故土和歷史的重要途徑。“《金山》是在漂流行走中完成的作品。真正書寫的過程只有三四年,可它在我心里孕育的時間,卻已經有二十年了。有時我甚至覺得,上帝把我放在加拿大這么一個冬天極其漫長,安靜得幾乎有些寂寞的地方,似乎就是為了讓我有一個合宜的心境和視野,來寫《金山》這樣的一本書的。”“如果我不曾生活在國界和國界、文化和文化、語言和語言之間的夾縫里,也許我永遠不會把關注點放在這樣一個故事上,也永遠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些先我一個多世紀漂洋過海的華工。”

　　對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把獎項頒發給在海外用漢語寫作的自己,張翎表示,這給了一個長久行走在漢語文學的影子地帶里不知如何歸類的群體一次話語的權利。“海外華文作家已經不處在自己的舒適區域之中了,海外作家已經脫離了群體,脫離了歷史經驗,脫離了對熟悉的文化和社會環境的種種依賴,甚至脫離了母語環境中與其他作家的相互砥礪,孤立無援地站在一個沒有參照物的地方,每一步路都是第一步路。海外寫作,其實是一個不斷地拓展探險和忍耐邊界的過程。”

　　○○專訪

　　年度最具潛力新人———作家李銳女兒笛安:郭敬明是非常好的出版人

　　剛開始寫小說,她投稿時把姓氏“李”去掉,只保留了名字笛安,因為李代表她的父親李銳。她說這就像尼古拉斯·凱奇隱去自己的本姓科波拉,因為他是以《教父》和《現代啟示錄》等片聞名于世的大導演科波拉的侄子,而他要證明“我不靠這個姓也可以在這一行出人頭地”。

　　現在,笛安的新小說《西決》在依托郭敬明公司的推廣后,據說已銷售50萬冊；而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年度最具潛力新人,又似乎為小說的文學價值打上了一個保險的戳印。

　　求學巴黎求學幫助我更深刻地理解母語

　　記者:你曾在巴黎求學8年,在人們印象中,巴黎是最浮華的世界影像,而你卻選擇在這里攻讀社會學,一項并不熱門的人文學科,你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笛安:其實留學生在選擇專業的時候,不會有那么多浪漫的考慮。巴黎對很多人來說是繁華的代表,對我來說卻比什么都荒涼。我在那里見識過了最殘酷的生活。所以我當初選擇專業的時候,只能考慮我自己的實際情況———這個專業好不好考,門檻高不高,等等。當然我想過的,我可能只能在那個國家待那么幾年,有什么專業能讓我盡可能多地了解這個國家的很多事。社會學能夠幫我打開一扇門,幫我看看那個國家到底是怎么運轉的。當初就想得很簡單。我的社會學給了我一種視角,一種全新的截然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世界。這很重要。

　　記者:我們之前了解的雙重文化背景的寫作者里,詩人張棗的詩明顯有區別于國內詩人的異質,法國的求學對你的中文表達有什么影響?

　　笛安:這個———很難講。其實我也總是在問自己,什么叫文化差異,什么叫文化,所謂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這都不是那么簡單的。硬要說我自己感覺的影響,學習外語的過程的確可以幫助一個人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母語,這是確實的。

　　閱讀西方文學的影響體現在我的作品里

　　記者:看得出你的閱讀還是西方和中國現當代比較多,中國傳統文學對你的寫作有影響嗎?你怎么看待接續傳統的問題?

　　笛安:有的。其實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小說是《紅樓夢》。那是完美的同義詞。但是說到影響———我覺得中國經典文學作品,欣賞起來是需要閱歷的。西方的經典著作很多擁有非常強烈的情感的表達,以及沖擊力。特別容易吸引年輕人。況且我本人是個性格激烈的人。所以可能在現階段,西方文學對我的影響比較容易體現在我自己的作品里,但是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尋求中國傳統里面的力量,也許我已經開始尋求了。

　　記者:國內外哪些作家對你的寫作產生了直接或者重大的影響?

　　笛安:很多。比方說我很喜歡19世紀的一些歐洲作家,還有俄羅斯的,他們是真正的高峰。20世紀的一些美國作家也很好,有種特別磅礴的生命力。中國的作家,對我影響最大的,張愛玲吧。

　　寫作我不介意別人知道我是李銳的女兒

　　記者:你畢業后專職寫作,也說過自己對寫作可以奮不顧身,甚至不理解父親那種“愛寫就寫不愛寫就不寫”的態度,是否想過你為什么如此熱愛寫作?又為什么把寫作當成紀律性很強的工作?

　　笛安:我父親也不是愛寫就寫,他是把每部作品都看得特別神圣,一定要超越自己,不然不寫。我不是,我是真的很愛寫,我知道自己進步的速度絕對趕不上我想要傾訴的欲望。所以我傾向比較大的創作量,在這個規律的創作中尋求突破,突破不了也沒關系,我會一直一直努力下去。不過我紀律性也不強,沒有很規律的時間表。

　　記者:怎么個“很愛寫”法?

　　笛安:在巴黎寫《告別天堂》的時候,為了趕稿我每周只出門兩次。出門過馬路的時候,即使沒有車,我也還是神經質地要等紅綠燈。我想的是,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不可以在這個時候被撞死,因為我的小說還沒寫完。

　　記者:不寫小說的時候會有這樣的神經質嗎?

　　笛安:還好吧。我基本上算是正常人。挺好相處的,沒有那么多人們認為的作家脾氣。

　　記者:為了擺脫與老爸的關系,你的小說署名刻意把姓抹去,但估計現在你的讀者沒人不知道你是李銳的女兒吧。還會介意嗎?

　　笛安:不介意了。知道就知道吧。那反正是事實。我挺開心有一點,真心愛我的讀者看我的書是因為喜歡我的故事,不是因為我爸爸。

　　記者:你父母真的認為你沒有寫作天賦嗎?還記得第一次寫了什么,父母又給了你什么評價?

　　笛安:曾經他們一直都覺得我做不了這行。直到我第一次寫完一個中篇小說,處女作,他們看完了很認真地跟我說:你繼續寫吧,但是你記得這很辛苦。那時候我特別高興,我覺得我的人生從此不同了,我找到我要做的事情了。

　　記者:納博科夫說風格是作家唯一的追求,你是否覺得已經有了自己的風格?對于風格你有怎樣的追求?

　　笛安:我不知道———我覺得我有,可是我很難說那是什么。我沒有刻意追求過,我每次寫小說腦子里只想要追求完整的表達,塑造出我想要的人物,我投入了, 我的風格就出來了,因為我這個人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呀。所以要自信一點,沒必要刻意追求不同的,你把自己完全地表達了,自然就是不同的, 就是風格了。

　　合作郭敬明對作品有敏銳和精準的判斷

　　記者:《西決》和郭敬明合作,取得了很好的銷量,現在則獲得了文學獎,在你迄今為止的寫作中,它占有怎樣的位置?

　　笛安:這本書改變了我的命運,這是我在當初寫的時候沒有想到的。其實這本書代表著我在瓶頸期的探索。那時候我在深刻地懷疑自己的能力,于是我就告訴自己忘掉一切,用一種最平和、最沒有修飾,甚至是連激烈的情感表達都不多的方式來講一個故事。我寫得很艱難,很辛苦,一點點地磨,我告訴自己就算不成功我也要寫下去,寫完的時候我發現,不知不覺地,我對西決這個人物有了這么深的情感。直到今天我也不覺得這是我寫得最好的小說,但是它代表著一個階段的結束。《西決》之后,我開始了新的探索和追求。

　　記者:郭敬明公司的包裝,對你的寫作意味著什么?對于“打通青春文學與嚴肅文學的界限”(大意)這樣的廣告詞,你是否接受?

　　笛安:包裝和寫作是沒有關系的。寫作永遠只是我一個人的事情,但是書的包裝和營銷是另外的問題,不同層面的。而且我覺得,青春文學和嚴肅文學本來就不該有界限,青春文學指的是題材,嚴肅文學指的是價值,為什么不能存在有文學價值的青春小說呢?

　　記者:經典的文學評價標準和市場標準在現實中國背景下是一對矛盾,你的新書的市場成績會不會影響人們對你作品文學價值的評價?

　　笛安:我覺得不全是矛盾的,我聽說托爾斯泰活著的時候,也有很多讀者啊。而且書賣得好,這是好事,如果有人因為我的書賣得好而鄙視我的小說,我只能說,我也不需要這么偏激的讀者。

　　記者:你對郭敬明什么印象,對他的作品和生意怎么評價?

　　笛安: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出版人,我很喜歡和他聊作品,他對作品有種非常敏銳和精準的判斷。外界的人也許不了解,我很高興能和他一起工作。他為我的書做過非常多的努力,而這一切是建立在一種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他非常聰明,而且很有行動力。他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的。

　　記者:你怎么看文學,這個經典而現在似乎顯得有點落后的事業?

　　笛安:我從來不覺得文學落后了,也不相信文學會落后。就讓我保持一點這種盲目的樂觀吧,這樣我才會一直保持足夠的勇氣寫下去。

　　記者 蒲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