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張國燾 向主席約稿，“抗大”改變胡耀邦一生

　　“抗大”：胡耀邦革命生涯的新起點

　　胡耀邦在革命戰爭年代是著名的“紅小鬼”，參加革命后多年從事黨領導下的青少年工作，為黨的青年工作貢獻了力量。1937年，胡耀邦離開青年團的工作，進入了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走上新的學習和工作道路。“抗大”對胡耀邦一生都有重要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他一生的道路。

　　“抗大”是中國共產黨以培養軍事干部為目的設立的學校。它的前身是1933年冬成立于井岡山的紅軍大學。1936年到達陜北后，在瓦窯堡重新成立了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林彪、莫文驊分別被任命為校長和黨總支部書記。1937年校址遷到延安，同年4月改為“抗大”。與過去不同的是，它除了培養紅軍干部外，在抗日統一戰線形成這一新形勢下，培養革命的知識青年成為學校的主要任務。從1936年到1945年的9年中，“抗大”共辦了8期，培訓干部約2.9萬人。

　　胡耀邦是第二期學員。第二期“抗大”由大學部和步兵學校兩部分組成，大學部有14個隊，學生數量增加為1362人。第一隊和第二隊與第一期相同，大部分是紅軍的軍、師、團級高級干部，其中除胡耀邦外，重要人物有陳賡、何長工、楊得志、姬鵬飛、康克清、黃春圃、余秋里等。當時，陳賡被任命為隊長。胡耀邦經學生選舉，擔任第一隊黨支部書記，表明他在那時已被看作精英人物中的精英——同期學生中，武有長征中搶渡大渡河的楊得志，文有法國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何長工。

　　求知若渴

　　1937年3月2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開學。毛澤東出席了開學典禮并講話。他為第二隊學員題詞：“要學習朱總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延安時期的學校，是在革命的炮火中建立起來的，辦學條件極其艱苦，但它們就像一座革命的熔爐，擔負著培養和造就革命干部的任務。進入革命學校的學員們一切因陋就簡，露天上課，把場院當課堂，背包作椅凳，膝蓋當課桌。沒有教科書，講義都是印在又黃又粗的土紙上，或者廢舊的傳單背面。生活也十分艱苦，學員們除基本口糧外，每人每天只有三分錢菜金。毛澤東曾對“抗大”學員說：“你們是過著石器時代的生活，學習當代最先進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學員們以苦為榮，以苦為樂，政治上朝氣蓬勃，精神生活充實。他們就是在這樣戰火紛飛的環境中接受了革命的洗禮和鍛煉，一方面學習革命理論，自覺進行世界觀的改造，另一方面學習軍事、政治和文化業務，提高自身的整體素質。

　　由于學習目的明確，學員們都有很高的學習自覺性，學習也十分刻苦努力。一向好學的胡耀邦更是為能夠有這樣的學習機會高興萬分。胡耀邦在“抗大”不僅是一大隊、二大隊中最年輕的學員，且以手不釋卷而為眾人所知。他求知若渴，勤于思考，給包括校長林彪在內的許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抗大”領導人之一的王稼祥，對于胡耀邦這個人才的崛起十分注意，多次給予表揚。他在一次干部會議上向大家講，“你們要向胡耀邦同志學習，學習他刻苦攻讀的精神”。在“抗大”學習的日子里，因為有那么多高級干部的講授、指點和答疑，他自己又有了更扎實的工作經歷，加以他有很高的悟性，所以這一時期的學習使他原有的基礎理論素質和淳樸的革命意識得到很大的提高。可以說，“抗大”的教育使他受益終生。

　　在“抗大”，胡耀邦有幸聽了毛澤東親自講授的100多個學時的“辯證唯物論”的課程，后來整理為著名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兩部哲學名著。毛澤東講課時經常叫胡耀邦站起來發言，并對這個二十多歲青年頭腦之清晰、理解力之強十分贊賞。“抗大”的課程，除毛澤東外，還有其他中央負責同志講授。如朱德講授黨的建設，董必武講授中國現代革命史，張聞天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博古講授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羅榮桓、羅瑞卿等講授政治工作課等等。胡耀邦幾乎熟讀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關于列寧、斯大林的小冊子和政治理論書籍，這奠定了他堅實的馬列主義理論和哲學基礎。他本人后來也常說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負是在延安定型的，而進步最大的，就是在“抗大”學習那段時間。

　　批判張國燾錯誤思想

　　經過“抗大”的學習和洗禮，胡耀邦在革命道路上迅速成長。在“抗大”，他“學習成績居全隊之冠，短期里調升為‘抗大’一大隊政治委員”。而且，“他在‘抗大’一大隊擔任政委時深得知識青年學員的愛戴，并以善做知識分子工作而聞名”。期間，在中央開展對張國燾的錯誤的批判中，他表現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

　　1937年3月底，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根據會議精神，以“抗大”為中心，開展了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對這場批判，張國燾從一開始就報以抗拒態度。由于張國燾在四方面軍工作多年，一直掛著馬列主義的招牌，所以四方面軍一些干部學員出于對黨的樸素感情，對張國燾還存在盲目迷信，把他當成四方面軍的化身和代表，對“抗大”貫徹中央決定，批判張國燾錯誤的學習產生了反感和不滿情緒。當時，在第二期學習的四方面軍出身的干部30多人離開學校，準備逃出延安，重回大巴山打游擊。事情泄露后，成了“反革命事件”，他們全部被抓起來，關在牢里。毛澤東得知后，下令立即停止斗爭，說絕對不能這樣干。他不僅看望這些同志，而且給他們講道理，說明張國燾不能代表紅四方面軍，中央對紅四方面軍同其他紅軍的態度是一樣的。他親自去“抗大”對學員們講話，說中央認為，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在這場批判張國燾錯誤的斗爭中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這樣，又經過深入的工作，化解了紅四方面軍干部的對立情緒，使參與事變的同志受到了深刻教育，使他們心悅誠服地認識了張國燾的路線錯誤，站到了黨中央、毛澤東一邊來，并在此后的斗爭中，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他們的貢獻。1938年4月，當張國燾逃離邊區、投敵叛變時，只落得孤家寡人，連一兵一卒也沒能帶走，這也從反面說明“抗大”開展對張國燾的批判是非常成功的。

　　在批判張國燾錯誤的初期，學員們的思想還比較紛亂。對于怎樣看待張國燾，怎樣看待第一、第四方面軍長征會師后出現的一系列矛盾，有種種說法。胡耀邦作為思想分歧表現十分突出的第一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敏銳地意識到維護中央的權威是極端重要的。他堅定而鮮明地表示長征中毛澤東堅持北上抗日的路線是正確的，張國燾的南下路線與另立中央的分裂主義是錯誤的。在這起突發事件中，針對在學員中引起的動蕩，胡耀邦竭盡全力做好穩定工作，分別同一、四方面軍學員談話，分析是非，要求大家消除對立，團結一致，在毛澤東領導下干革命。胡耀邦經過這場斗爭的洗禮，從事件的圓滿解決和他此后工作任務的加重來看，他無疑在處理這一問題上發揮了相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