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彈琵琶”第三曲：靠山吃山，發展多種經營

　　胡耀邦在對各地的考察中十分注意了解那些重視發展林牧副業因而比較富裕的山村，并加以對比研究。他指出，山區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尖銳矛盾：一方面地上地下的千百種自然資源長期沉睡，另一方面千百萬山區群眾繼續受窮。如前所述，耕地是平原地區農民的勞動對象，那么山區的林地和礦藏就應當是山區人民的勞動對象。勞動力與勞動對象相脫離，正是山區人民貧窮的根本原因。解開這個結，山區就會全盤活起來。要掃除兩個障礙：一是目光盯在狹小的耕地，而對地下的黑色寶庫(礦藏)和地上的綠色寶庫(樹、草)視而不見；二是某些不合時宜的政策束縛著山區人民的手腳。他一再告訴山區的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要重視和發揮山區的優勢，搞好林業、牧業、采礦業、副業等，讓人民脫貧致富。1984年10月，胡耀邦在山東同沂蒙山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的老黨員座談時說：老根據地的人民在革命戰爭年代英勇奮戰，打出了一個新中國，為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走了曲折的路，在政策方面不對頭，對老根據地更不對頭。現在中央的政策對頭了，老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要趕上去，揚長避短，切實發揮自己的優勢。他說，老根據地大多在山區，搞林業、牧業、采礦業等是你們的優勢。比如你們沂蒙山區可以搞建材、搞大理石。老黨員、老干部應該帶頭勤勞致富。當他聽說在座的魏振東是1939年入黨的抗日英雄，當年敵人聽到他的名字就害怕，現在他承包75畝魚塘，預計可年產魚3萬斤，收入2萬元的事跡后,高興地說：退下來搞專業戶，我看也是個方向。我送你18個字：“推翻三座大山是英雄，實現四化宏圖是能手。”并揮毫為魏振東書寫了這18個字。

　　1986年初，胡耀邦在對云南、貴州、廣西三省區考察時，對當地有關領導說：為了在經濟上打翻身仗，要繼續研究如何發揮你們的優勢，克服你們的劣勢。認識自己的優勢和劣勢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不要怕反復。接著，他分析了三省區的三個優勢：(一)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也有能源資源，而且比較全。(二)流經三省區的赤水河，是亞熱帶經濟作物地帶，云南還有5萬平方公里的濕熱帶，一可以搞糖料作物，二可以種植幾十種亞熱帶水果，三可以種植中藥材等健身植物，四可以種植香料植物，其他還有纖維植物、木本糧食，等等。這四大類加起來有幾百種，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三)還有很大一片高寒山區，比北方寒冷地帶好，適宜生長樹木、牧草、藥材，牛、羊、馬都可以發展。他對三省區的領導干部說：要從全局發展的需要來考慮，繼續深化，研究發揮你們優勢的政策問題和戰略措施問題，要往這個方向走，繼續往下走，不斷深化。

　　1986年6月，胡耀邦在云南玉溪對當地干部說：“甘肅省種草養豬，有一種紅頭草養豬非常好，群眾很歡迎。你們有500多萬畝草山，要研究適合種什么草，逐步發展起來養牛、養豬、養兔，解決肉食問題。500萬畝草山，平均兩畝載一頭牲畜，就是200多萬頭。這是一條出路，既節省勞力，保持水土，又能提高食物的質量。甘肅省從這方面得到了好處，勁頭起來了。你們的農業投資要拿出一部分來幫助山區發展草業、飼養業。”

　　胡耀邦在考察中發現，要開辟生產門路，發展多種經營，還要幫助山區人民學習掌握生產技術。“如人家怕雞瘟、豬瘟，又沒有辦法；想種香蕉，又不懂怎么種；種柑橘的技術要求更高了。”他說，“我在四川當了兩年半區黨委書記，種了十幾棵柑橘，每一棵都生蟲子。柑橘不是人人都會種的。燒磚也不容易。所以，我主張搞那么一批人去幫助他們。我們把技術看復雜了，把能工巧匠的作用看簡單了，有些人的豬、雞就喂得好，有些人就喂不好。一種、二養、三采、四加工，這種產前產后的技術作用要重視，能工巧匠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鼓勵科學技術人員下農村、進山區，還要倡導和組織人才和技術的交流。

　　西部建設和開發還有一個突出問題是交通。新中國成立后，為加強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建設和經濟發展，國家投入大筆資金修了一些鐵路，但西北、西南地域廣闊，加之建設標準偏低，遠遠不能滿足當前和未來的需要。胡耀邦在同當地干部討論時認為：鐵路建設的投資大、周期長、技術要求高，在今后有計劃地修建鐵路的同時，還要想一想水路、公路的建設和發展。尤其是西南地區，有長江水系，充分利用起來等于多少條鐵路啊！再就是修公路，尤其是中距離的(3萬～4萬公里)，大噸位的(一輛載重15～20噸)，寬路面的(12～16米)，很快便可以獲得很大效益。他同當地干部算了賬：這樣的公路，一年運量可達二三百萬噸(而黔桂鐵路一年的運量也只搞到350萬噸)。一公里公路的造價比鐵路要便宜好幾倍，可以動用民工干，增加就業人數，而且來得快，又可以帶動汽車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可以帶動周圍的老百姓富裕起來。因為老百姓的馬車、推車、自行車等各種交通工具都可以利用公路，沿線廣大地區的經濟便可以活躍起來。

　　這個主張，胡耀邦后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進一步作了闡述，并提出：西南的煤主要在貴州，可以考慮貴州到廣西搞三條公路，到四川也搞三條公路，南面三條北面三條。或者先在南面、北面各搞一條。交通運輸問題一解決，其他問題就活了，電也好辦了，上別的也好辦了，局面就會大改觀。

　　風范長存：深入西部偏遠地區調研的求實作風

　　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七八年間，多次到地方特別是西部老少邊窮地區考察，深入基層，直接向基層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調查訪問，具體指導。他認為，在中央的人深入實際的最好辦法就是到基層跑一跑，多下去，多接觸干部群眾，多看、多聽、多問。他把深入實際、深入群眾作為做好領導工作的頭等大事。因為歷史的經驗教訓證明，凡是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后制定的政策，總是成功有效的，而過去在決策上有錯誤，也就是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不夠。1983年他去青海、甘肅調查時曾對隨行的人說：西漢長期屯田西北的大將趙充國有一句名言：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正是為要一見青海和大西北而來的，不然你坐在北京制定的政策、作出的指導，怎么能切合實際、正確可行呢？胡耀邦心中裝著960萬平方公里上生息著的10多億人民。他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幾年間，常常抓住一切機會到各地考察。全國的321個地區(州、市)，除西藏5個、青海2個、云南3個外，他都走到了。全國2112個縣，有1600多個縣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在他任中共中央主席和總書記的7年間，有6個春節是同基層人民群眾一起過的。

　　在幾十年革命歲月中，胡耀邦養成了艱苦樸素的作風，這在各地考察中也有生動的體現。他每次都是輕車簡從，一般不坐轎車，而坐旅行車，以便在車上與隨行人員、陪同干部交談，探討問題，深入思考。針對某些地方接待上級搞排場、講鋪張的不良現象，每次出發前，他都要隨行秘書通知要去的地方：一、不準站崗放哨；二、不準請客送禮；三、所住招待所不管已住著什么人，都不準清理搬家；四、當地有什么車就坐什么車，不準到外地去調好車；五、只要當地黨委幾個干部去接一下，不要人多，更不準組織什么歡迎隊伍。他對于那種夾道迎送、前呼后擁、警車開道、戒備森嚴以及游山玩水、大吃大喝，甚至帶著妻兒老小同行的現象非常厭惡，不止一次地說：這是一種腐敗現象，只會敗壞黨的形象。我們共產黨人不能搞這種低級趣味，把自己同人民隔絕開來。

　　正因為胡耀邦保持了艱苦樸素的本色，所以他能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地深入到縣、鎮和鄉村去調查、去研究，直接走進農家去與群眾促膝談心，甚至打開農民家的飯櫥、糧囤、衣柜了解真情。他不愿意聽從當地干部的安排去早有準備的群眾家訪問，是因為他曾“上當受騙”過。有一次他去內蒙古調查，提出要去牧民家看看。在當地干部的安排下，他走進一個蒙古包，看到精致的陳設和異常整潔的布置感到十分驚奇，漂漂亮亮的青年男女主人接待他也是格外熱情，可是一問生產、生活情況卻支吾不清。他又進了一個蒙古包，也是如此。在仔細盤問之下，才知道這些蒙古包都是精心布置的，青年男女竟是當地歌舞團的演員。他十分惱火，當即向當地領導提出了嚴厲批評，并不止一次地以此為例告誡大家防止上當受騙。

　　實地考察，注重實際，形成了胡耀邦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的一大特色。他把中國共產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認為，處于執政黨地位，要領導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搞建設，避免犯主觀唯心主義、唯意志論的錯誤，克服各級干部官僚主義、講空話的頑癥，就要經常到實際中去，到群眾中去。他語重心長地勸勉各級干部：經常到基層去接觸群眾搞調查研究，你的心里才會裝著人民，才會時刻想著人民；你才會經常聽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了解到最新鮮的情況和問題；你才能源源不斷地吸取和集納群眾的智慧，充實和豐富自己的頭腦，作出切實而正確的指導，真正為人民群眾做一些好事。他說，這是一個工作作風問題，也是一種精神境界問題，是一個世界觀問題。

　　胡耀邦不辭辛勞到全國各地考察，率先提出了開發西部的戰略構想，表現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他說的“百聞不如一見”、“親口嘗一嘗梨子的滋味”和“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些樸素的話，不僅有著實踐的真知和真理的內涵，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真諦的深刻理解和躬行所在，不僅是執政黨實行正確領導的“人間正道”，也是一個領導者永葆革命本色、永遠不脫離人民群眾的根本所在。

　　鄭 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