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慘案揭秘：2萬波蘭人為何被屠殺

　　1940年，大約2.2萬名波蘭精英在蘇聯斯摩棱斯克以西的森林遭集體殺害。1990年4月，蘇方正式承認對卡廷事件負全部責任。4月10日，波蘭總統卡欽斯基乘專機赴俄羅斯參加卡廷事件70周年紀念活動，飛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失事，包括卡欽斯基在內97人全部遇難。

　　分類處理戰俘

　　1939年9月17日，蘇聯繼德國之后出兵侵入波蘭。蘇聯出兵波蘭后的12天作戰行動中，被蘇軍俘虜的波軍官兵近25萬人。

　　根據蘇聯當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將軍、軍官、軍政要員、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關押在指定的舊別利斯克、科澤利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三個專門戰俘營。正是這一類人，成為后來所謂“卡廷事件”中無聲的主角。

　　1939年12月31日的統計表明，上述三個戰俘營共關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數略有減少，為14990人，在3月5日蘇聯當局做出對他們最終的處理決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數統計為14854人。隨著戰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軌，一開始在這三個戰俘營反映比較普遍的生活待遇問題慢慢減少。另一類問題，即戰俘們要求給予他們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來。

　　從蘇聯的政治觀點看，留在這三個專門戰俘營里的人員，是最反動、最危險的一類人。在蘇德已經完成了對波蘭的瓜分，并且堅持原波蘭國家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對這些波蘭戰俘進行管制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使他們失去復興“地主、資產階級波蘭”的能力。

　　如果進一步分析，不難看出，蘇聯戰俘管理當局握有選擇解決矛盾方式的決定性權力�；蛘吒�確切地說，這一權力掌握在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最高決策者手中。在這樣的體制下被置于這樣一對矛盾的對立面，對這部分波蘭戰俘來說，發生在他們絕大多數人身上的悲劇，實際上是無法抗拒的。

　　貝利亞的指令

　　1940年3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據貝利亞給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決議，直接導致了三個專門戰俘營的戰俘和關押在烏克蘭、白俄羅斯西部監獄內囚犯的悲劇命運。貝利亞的信和政治局的決議幾乎完全相同，一處比較大的修改，是斯大林把貝利亞的名字從負責審查這些案件的3人小組中劃去了。

　　政治局的這個決議建議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對戰俘營中14700名原波蘭軍官、官員、地主、警察、諜報人員、憲兵、定居者和獄吏的案件；以及對逮捕和關押在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各州監獄中的11000名各種反革命間諜組織和破壞團體成員、原地主、工廠主、原波蘭軍官、官員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別程序進行審理，對他們采用極刑——槍斃。

　　政治局的決議沒有說明對上述人員采用極刑的理由，不過貝利亞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寫道：“所有這些人充滿了對蘇維埃制度的仇視，是蘇維埃政權的萬惡敵人。”

　　執行政治局決議的行動在以后兩個月內緊張地進行。5月中旬，據戰俘管理局統計，從三座專門戰俘營被送去執行槍決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來的戰俘，一共槍決了15131人。另有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監獄關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處決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槍斃的波蘭軍官的尸體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為這一悲劇事件的第一批無聲的揭露者。

　　減輕負擔行動

　　在政治局決議通過以后，執行這一決議的準備工作開始加速進行。所有一切準備工作和行動，在內務部的來往信函里都稱之為“減輕負擔行動”。

　　從現有的材料看，處決行動在1940年4月的最初幾天就開始了。原內務人民委員會加里寧州局局長德·斯·托卡列夫后來講到當時的情景：“將波蘭人一個一個地帶到‘紅角’，即這里的列寧室，在那里核對資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給他戴上手銬，帶進準備好的那間囚室，用手槍朝后腦處開槍。事情就這樣結束了……槍用的是德國造的‘瓦爾德’式手槍。一夜要處決200~350人。”

　　在哈爾科夫，戰俘們被從火車站直接運到捷爾任斯基大街內務人民委員部內部監獄，在那里執行槍決后用卡車將尸體運到距皮亞季哈特卡村不到兩公里的森林公園內的第6區，埋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州局別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來的戰俘有的在監獄被處決，有的則直接運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約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槍斃。

　　就這樣，關押在三座專門戰俘營里的戰俘和烏克蘭、白俄羅斯西部地區監獄里的囚犯，一個月時間內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如果不是后來因為德軍占領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爾科夫州在內的大片蘇聯地區的話，這一行動也可能永遠是一個謎了，起碼不會這么快就被發現。

　　卡廷森林調查書

　　1943年4月13日，柏林電臺向全世界報告的一則消息，說在蘇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發現了一批埋有成千上萬波蘭軍官尸體的巨大墳墓，他們都是被人有步驟并且熟練地處決的。

　　下面這兩份材料對回答這一問題可能會有幫助。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學家和病理學家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墳墓后寫出的報告。其主要內容如下：到目前已有7個集體墳墓被打開，其中最大的一個估計有2000具波蘭軍官的尸體。已證實目前發掘的尸體都是頭部中彈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彈都進入后頸。大多數情況下，尸體只中了一發子彈，很少有尸體中兩發子彈，只有一具尸體后頸中了三發子彈。所有子彈都是從口徑不超過8毫米的手槍中射出的。

　　根據彈著點人們作出這樣的假設，即射出的子彈都是槍口緊壓著后頸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圍內打的。傷口出人意料的有規律……使人們假設，射擊是出自有經驗的人之手。一顆跳彈在打死了一個軍官之后，又穿入坑內已死的尸體中，證實了下面的假設——射擊明顯是在壕溝中進行的，以免去把尸體運進墳墓的麻煩。集體墳墓位于森林中新開墾的土地上，墳墓被徹底平整并種上了小松樹。

　　第二份材料是波蘭駐英國流亡政府大使歐文·奧馬雷在與部分從蘇聯來的波蘭人交談后，寫給英國外交大臣安·艾登的報告。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國政府可能在泥土一變得足夠松軟的時候就開始工作。那些小松樹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們是推定蘇聯人有罪的證明。因為考慮到1941年7月德軍是在出人意料的勝利中占領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蘭軍官是德國人而不是蘇聯人殺害的，德國人不可能還會費心用小樹來掩蓋受害者的墳墓。其次，一個稱職的植物學家只要檢驗一棵小樹就會弄清這些樹是1940年5月還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個時候種的。

　　把兩份材料和前面蘇聯檔案里的材料進行對照，會發現它們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卡廷事件”的基本輪廓。從內務人民委員部執行處決波蘭戰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體被德國人發現，這條線索現在更清楚了。

　　《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