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一輩子，很多事情都沒踩到點上”

　　1994年，大伯、大媽到夏威夷定居。大媽年輕時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葉，而大伯在40多歲時患了嚴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視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將全靠手感，一耳全聾，一耳微有聽力。多年來，大媽就是大伯的眼和耳，但大媽一大聲說話，就喘不過氣來，非常辛苦，兩人以輪椅代步，相依度日。

　　大伯在夏威夷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聽服侍他的人念報紙，因為聽力差，讀報的人需要大聲念。接下來就是出去兜風，回來吃飯，之后就是午睡時間，醒來再出去兜風；晚飯之后，大約七、八點鐘，他準時上床。

　　大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應該是到了夏威夷的時候。以前在臺灣，總有一雙眼睛盯著他。我們請他出去吃飯啊、陪他聊天啊，每次出來都有人看著，一般是兩輛車，一人開車，另外一人坐在后排一言不發，后面還有一輛車緊跟著。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這雙眼睛就沒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氣氛不一樣了，一切都過去了。

　　大伯喜歡種蘭花，滿屋子的蘭花。他最愛的是“中國蘭”，在臺北有一個溫室花房專門養“中國蘭”，其中有些非常昂貴，而且不是每株都能開花，主要是欣賞葉子的形態。有一次，我逗他，“您種了一屋子不能吃的韭菜，也不開花。”大伯回答說：“你真是俗不可耐，只知道吃。”

　　大伯喜歡唱京劇，喜歡看明史和圣經，喜歡吃水果，一天吃好幾斤，而飯菜則喜歡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歡熱鬧，喜歡朋友多，喜歡打麻將……就是喜歡熱鬧。一個喜歡“撒野”的人給關在籠子里，是什么感受？

　　我只有一次見過大伯流眼淚。那是大媽去世了，大伯跟我輕聲說：“前幾天，她(趙一荻)還好好的，怎么說死就死了呢！你看前幾天，我才跟她開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個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說：‘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他說著淚就默默地流下來了。大伯和我們常人不一樣。他是做大事的人，能做到“天塌下來當被子蓋”。但大媽去世的時候，他很難過，我扶他去做禮拜，他拉著我的手，手都是抖著的。

　　大媽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的人生也畫上了句號。在大伯最后的日子里，我每日陪伴在側，大伯雖然身體不適，但依然能講笑話，思維敏捷。他離開得十分安詳。大伯對生活隨遇而安，即使病情反復，也從不抱怨。他一生從來不麻煩別人，每一個服侍過他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贊他是一位又聽話、又合作、又可愛的老人家。

　　大伯臨終時沒有囑托，他性格豁達，不拘小節，也不怕死，可以說是瀟灑地離開人間。在許多人的眼中，大伯是風云人物，的確，他的一生始終被人“前呼后擁”著：早年是他眾多的部下，晚年是各種訪客與媒體，在臺灣則是一大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

　　西安事變后，大伯被“蔣家政權”囚禁五十多年，他對蔣介石的感情很復雜，但是至死都沒有抱怨過。對蔣介石，我只聽大伯說過一句：“你爺爺是一個有雄才沒大略的人，蔣介石是一個有大略沒雄才的人。”

　　關于西安事變，大部份史實都已公開了。為了營救蔣介石，蔣夫人當時答應了一些條件，但事后蔣介石沒有遵守承諾，蔣夫人為此深感內疚。正因如此，蔣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與楊虎城將軍一樣的下場。

　　有人說，1985年12月25日，大伯85歲看大陸拍的《西安事變》時，因心情激動沒看完就走了。其實，因為患有青光眼，他看《西安事變》基本上是靠聽的。看完后他說，那個張學良好像和我不像啊。大伯沒有激動，也沒有評價。關于大伯的電視劇什么的也很多，我們也看，但是覺得寫跑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伯確實是一輩子不過生日，他的生日和爺爺的祭日是同一天。所以，他一直不過生日，但是在1990年，政府為其辦了宴，其他的時間他一直不過生日的。

　　大伯是一個有愛心的人。他愛中國、愛同胞，期望國家早日實現統一。他曾不止一次對我說，要在適當的時候回東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親友，說這事與政治無關，因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脫離政治。他希望人們不要把他回去探親掃墓的事同政治連在一起。

　　大伯走了，他是帶著遺憾走的！他這一輩子，很多事情都沒踩到點上——少年時想學醫救人卻從了軍；東北淪陷后想親往前線打仗，卻未能走上抗日戰場；晚年想回東北看看，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故土，卻因諸般因素，終始未能回大陸一趟。

　　當他想回大陸時，政治環境不允許；等環境允許了，又因為大媽的病情回不去(他們一直相依為命，不可能撇下大媽一個人回大陸)；當我一切都安排好，他可以移居香港時，卻又因病去世了。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口述 | 張閭蘅 撰文 | 周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