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代對官方修史十分重視，將記載歷史作為政府職責，并建立專門機構進行修史活動。從唐貞觀年間建立史館修成8部正史，至清乾隆年間修成《明史》，二十四史中半數(shù)以上為政府官修，到民國時期則繼承傳統(tǒng)纂修清史。

　　《清史稿》是清朝覆亡后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支持編纂的清史，因最后未經(jīng)審訂即匆忙刊行，故名為“稿”。其編纂歷時14年，前后數(shù)百人參與，全數(shù)合計800多萬字。

　　北洋政府提出纂修清史

　　民國三年(1914)春，北洋政府國務院召開會議，建議設立清史館纂修清史，并呈請大總統(tǒng)袁世凱批準。其呈文首先回顧了中國悠久的修史傳統(tǒng)，“春秋而降，凡新陳之遞嬗，每記錄而成編”，“蓋時有盛衰，制多興革，不有鴻篇巨制，將悉以窺前代之盛，備后世考鏡之資”。呈文提出纂修清史是民國政府的職責，并且時機已經(jīng)成熟：“尤宜廣召耆儒，宏開史館，萃一代人文之美，為千秋信史之征……以與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鑒于無窮。”這是北洋政府修清史的第一份指導性文件，這一思想貫穿《清史稿》纂修的始終。

　　3月9日，袁世凱頒布設置清史館令，重申了修史“識興革之所由，資法鑒于來葉”的意義，要求“踵二十四史沿襲之舊例，成三百余年傳信之專書，用以昭示來茲，導揚盛美”。

　　《清史稿》由何人纂修

　　袁世凱雖然是民國總統(tǒng)，卻不是一個革命者，作為曾經(jīng)的清廷大員，又是清帝遜位的受益者，他對清朝歷史的全面肯定不足為奇。為了延攬舊人，他致函聘請武昌起義后避居青島的前清東三省總督、正藍旗漢軍趙爾巽擔任館長。9月1日，清史館正式開館。

　　趙爾巽指出：“往代修書，即以養(yǎng)士”，他也照此辦理，“以縶逸賢”。史館初開，他即“近取翰苑名流，遠征文章名宿”，先后聘請百余人參加修史工作。

　　修史者多是前清遺老，抱著“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的念頭為之。如后任代館長的總纂柯劭忞在清亡前歷官翰林院侍講、日講起居注官等；總纂繆荃孫曾授國史館一等編修，趙爾巽稱其“身為舊史”；還有曾任布政使的王樹柟，任知府的夏孫桐、張爾田；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習的馬其昶、任提調的金兆豐等人，大多在辛亥革命后退歸故里，隱居不仕，閉門著述，然而，他們對“家國存亡之故，未嘗一日釋懷”。

　　當然，《清史稿》纂修者也并非全為前清遺臣遺民。如吳廷燮雖曾署理知府，但民國以后即擔任大總統(tǒng)府秘書、主計局(后改稱統(tǒng)計局)局長；金兆蕃時任北洋政府財政部會計司司長。不過他們在修史群體里不是主流，新思想不能完全施展，如吳氏曾建議修志多附圖，金氏曾建議增設民俗、宗教諸志，均未被采納。

　　《清史稿》為何倉促付印

　　開館之初，北洋政府撥付的經(jīng)費非常充裕，初稿撰寫較為順利。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后，北洋軍閥內部各派系爭權奪利，修史經(jīng)費大幅削減。1917年張勛復辟，史館閉館數(shù)月。后來雖然復館，但政局混亂，經(jīng)費無著，僅剩少數(shù)人勉予維持，修史工作基本停滯。

　　1927年6月，張作霖就任大元帥，成為北洋政府最后一個統(tǒng)治者。在他的資助下，延宕已久的纂修清史工作準備用幾年時間完成統(tǒng)稿。不久，趙爾巽因時局莫測，自己又病入膏肓，決定提早付印。8月2日，84歲的他撰《〈清史稿〉發(fā)刊綴言》，回顧了14年來纂修清史的種種艱辛，稱“今茲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所有疏略紕繆處，敬乞海內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為后來修正之根據(jù)，蓋此稿乃大輅椎輪之先導，并非視為成書也”。

　　9月3日，趙爾巽病故。張作霖按他的遺愿續(xù)聘柯劭忞兼代館長，并派袁金鎧辦理刊印。袁金鎧又推薦金梁擔任校對。刊印之事最終由金梁一手主持，倉促進行。金梁在他的《〈清史稿〉校刻記》中說：“稿實未齊，且待修正，只可隨修隨刻，不復有整理之暇矣。”

　　1928年4月，在北伐軍的攻擊下，奉軍全線崩潰，局勢越發(fā)緊張。端午節(jié)前，《清史稿》印畢，金梁把其中400部運往東北，這一版后來被稱為“關外本”。史館中人隨即發(fā)現(xiàn)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柯劭忞等人將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換改正，這些后來被稱為“關內本”。

　　國民政府為何查禁《清史稿》

　　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占領北京。同月，故宮博物院接收了清史館，后組建 “清史長編籌備會”， 準備另行編寫一部《清史長編》。

　　次年10月間，原清史館職員劉贊廷呈文南京國民政府文官處，提出公開發(fā)售《清史稿》“供諸民眾，以便正確修訂”的建議。國務會議對此進行了討論，決定將《清史稿》及清史館所存書籍統(tǒng)統(tǒng)運往南京。

　　12月2日，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煜瀛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稱清史館所存書籍多為史料，故宮正在整理編輯，懇請收回成命。4日，國民黨中央委員張繼也致電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表達了同樣的意見。6日，古應芬復電，稱蔣介石表示“國務會議決議之案，礙難變更”。

　　11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致電古應芬，提出為避免《清史長編》“前功盡棄，可否先將清史稿百部及重復書籍送京”。但國民政府不予采納，要求仍照原決議辦理。

　　為了挽回局面，16日，易培基呈報行政院院長譚延闿，稱“竊查《清史稿》一書……其體例文字之錯謬百出，尤屬指不勝屈。此書若任其發(fā)行，實為民國之奇恥大辱”。列舉《清史稿》內容“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例書偽謚”“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體例不合”“體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志傳互相不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事跡之年月不詳載”“泥古不化”“淺陋”“忽略”等，共19項罪名。這些罪名的分類歸納及排序有些混亂，可見起草之時因情況緊急未及詳審，僅是堆砌羅列了存在的問題。呈文建議將“《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fā)行”，待故宮《清代通鑒長編》(即為前文所述的《清史長編》)編成，“再行呈請國民政府就其稿本，再開史館，重修清史”。20日，行政院會議決議：“《清史稿》永禁發(fā)行，長編準其完成，重復書籍先行運京，具呈報告蔣主席請示。”

　　1930年年初，300余部《清史稿》運抵南京，國民政府將其分發(fā)給有關部門、各國立省立圖書館及部分高級官員閱讀參考。2月19日，國民政府訓令行政院，要求《清史稿》“所有從前已經(jīng)發(fā)行者，應一律嚴禁出售”。

　　1934年年底，因為編纂《清史長編》的計劃已經(jīng)停頓，行政院呈請國民政府核發(fā)《清史稿》，由該院負責糾正。一年后，參議員吳宗慈起草的《檢校〈清史稿〉報告》完成，教育部將該報告送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征求意見。該所所長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國家應作之事。然此時國家力量恐不能顧及。且十年來史料之大批發(fā)現(xiàn)，史學之長足進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難。非以長久之時期，大量之消費，適當之人選，恐不能濟事耳。”這卻道破了當時條件下政府無力修史的困境。

　　之后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修清史之事不了了之。抗戰(zhàn)勝利后又爆發(fā)了國內戰(zhàn)爭，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雖有幾次動議卻又屢次擱置，直到敗退臺灣之前，始終未能重修清史。

　　回顧清史館建立、《清史稿》刊印直到禁售的歷史可以看到，國家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局面、一定規(guī)模的國力投入和史才優(yōu)長的學者參與是官方修史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官修史書本質上表述的是當時主流價值觀對歷史的認識，正如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所描述的那樣，“十年來之民國，袁世凱及其游魂為主動”，就北洋政府主導下的《清史稿》而言，其觀點必然無法為國民政府所接受。于是，14年修史僅成一“稿”，而且無法擺脫被查禁的命運。

　　作者簡介

　　趙晨嶺，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工作人員，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yè)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