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縣政協文史委負責人張國琳先生今日傍晚通過記者熱線報料，他推斷南澳一號古代沉船很有可能是泉州人李旦的商船。

　　他說：“五點推測是李旦的商船，我盡我所知作出分析和推斷，希望能引起南澳方面的注意，或有助于幫他們解開謎。”

　　據分析，船上發現的銅料，與李旦走私銅料歷史相符，發現的大炮，也符合李旦作為走私大王武裝保護的特征。

　　萬歷年間年代相符

　　記者采訪他時，他分析了原因，其一是年代相符，其二是身份相符，其三是航線相符，其四是貨物相符，其五，是地點相符。

　　第一，年代相符。

　　萬歷年間是考古學家對南澳一號瓷器和商船的初步判斷。

　　張國琳首先表示：“我認為可能是李旦商船的推斷前提都是建立在萬歷年間這個考古專家初步判斷沉船年代的基礎上，跨過這個前提就有可能是天啟崇禎年間李魁奇與鄭芝龍、劉香等海上三大武裝走私集團中的某一個。”

　　李旦是當時國內外影響最大的海商集團首領

　　第二，身份相符。

　　李旦就是當時國內外影響最大的海商集團首領。

　　在明嘉靖年間，中國最大的海商集團首領是汪直，可他在嘉靖年間就被誘殺了，不可能出現在萬歷年間。其次，他主要的貿易對象和航線主要是在日本。其三汪直的貿易范圍集中在江浙一帶。而此時歷史的主角已換成了李旦，他已取代汪直成為亞洲最大的民間航海貿易集團首領。因此，這只武裝商船非常有可能就是李旦集團所經營船隊中的一艘。

　　贊同南澳一號的貨物是可能銷往東南亞、日本等地的說法和判斷

　　第三，航線相符。

　　南澳位于南澳島地處閩、粵、臺三省海面交叉點，向北航行可到日本，朝鮮各國，向東可抵達菲律賓群島，向南越過南海，直達爪哇，印度尼西亞等南洋各國，系閩海入粵海之門戶，“為諸夷貢道所必經”。史載：“鄭和七下西洋，五經南澳”。南澳在明朝有“海上互市之地”之美譽，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進行貿易的重要場所，或者說是國際貿易貨物的轉運、集散中繼站與必經之路。而李旦早就是印尼最著名的華僑首領和航運家。無論是走私到印尼還是日本，也不管他是與西班牙人還是葡萄牙人經商，從南澳經過的可能性都相當大。

　　“ 從澎湖到南澳，這是李旦所熟悉的航線，也是泉州人很早就熟悉的航線。我的判斷是李旦的商船是通過這條航線運出去的。他是荷蘭人入侵中國占據澎湖時中荷兩國的調解人，正是荷蘭人聽從了他的建議才撤往臺灣，才有后來鄭成功收復臺灣之事。另外，歷史上(清朝)就有兩位惠安人任過南澳總兵，一個是張勇，一個是阮欽為。

　　我更贊同南澳一號的貨物是可能銷往東南亞、日本等地的說法和判斷，而不贊同是中國商船直航非洲等判斷。”

　　與李旦走私銅料的歷史相符

　　第四，貨物相符。發現的銅料與大炮。

　　2010 年4月9日“南澳Ⅰ號”出水打撈的瓷器大都是克拉克瓷，產自福建漳州，有專家已鑒定不少瓷器來自漳州的平和窯。媒體還披露，從“南澳Ⅰ號”上還出水了較為稀有的銅材，還有大量銅錢火炮 涉嫌武裝走私。國家水下遺產保護中心“南澳Ⅰ號”考古現場領隊孫鍵猜測 “南澳Ⅰ號”很可能是一艘武裝商船，是只武裝走私船。

　　張國琳認為，船上發現了銅料，這是明政府禁止出口的，屬于走私性質。這正符合李旦的所作所為，符合有關他的歷史記載。專家還發現有大炮，也符合李旦作為走私大王武裝保護的特征。

　　貨物相符。從船上發現有走私銅料來講，與李旦早就走私銅料的歷史相符。

　　當時的海上貿易販銅出海是有可觀利潤的。因為明朝時期實行的是銀本位制度，銀兩可以兌換大量的銅錢，而這些銅錢在海外很多國家甚至是作為硬通貨來使用，銅料在國內的價格遠低于東南亞甚至印度洋一些國家。所以，李旦走私銅料不僅是有前科，而且也在情理之中。

　　巖生成一在《明末僑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一文中記載，平戶之英國商館館長Richard Cocks一直與李旦交往甚深，他的日記始自一六一五年六月一日，提及李旦的有兩封。致李旦的第二封書簡是在經過四年多后的一六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商館館長Cocks以日文寫給逗留在長崎的李旦。書簡保存于隸屬大英圖書館的印度廳文庫(India Office Library)，有文如下：

　　“我等準備前往長崎。因此，正月等你前來。我亦想修書予華宇告知，至于甲必丹殿下，也請代為致意。

　　一、銅一千五十斤，已交予貴府之家臣新右衛門，若仍有需要時請再告知。……”

　　此信明確無誤地表明李旦曾經走私銅料賣給英商，而且數量巨大。從這個數量上來講，顯然，李旦走私銅料已是司空見慣之常事，非偶爾為之。

　　李旦與漳州關系密切

　　第五，地點相符。

　　專家考證說南澳一號船上的瓷器為主是漳州所產。雖然李旦是泉州人，但別忘了他在漳州有個非常肝膽的兄弟和助手，更確切地說就是他在商業方面的主要代理人許心素。

　　據時人nachoda Hwi Wangsan(國琳注：此人據臺灣大學助理研究員翁佳音之《十七世紀的福佬海商》一文中所指即是漳州詔安人黃明佐)介紹，許心素“為支那甲必丹之親友，甚得其信任。該人曾為了支那甲必丹嘗盡艱辛，身系牢獄，但當支那甲必丹(即李旦)為我等貢獻心力完成任務后，他又再恢復自由之身。若是支那甲必丹之事，此人皆在所不辭。”

　　臺灣歷史學家曹永和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第一篇《環中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中記載：

　　“ 此外，李旦在福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許心素。許心素當時在廈門擔任中級軍職的把總，是其上司俞咨皋的心腹。俞系綏靖倭寇的名將俞大猷之子，而且是一六二四年明朝圍攻澎湖荷軍的主將，當時則是駐守廈門的軍隊司令官。在李旦的斡旋下，俞咨皋“保證”，若荷人移往明朝版圖之外的臺灣，則將獲準與中國貿易，在此條件下，荷人不得不在一六二四年八月下旬撤出澎湖。”

　　另據廈門大學林仁川教授介紹：“李旦回到日本后不久就因病去世，接替他的中介角色的是其代理人許心素……荷蘭人十分不滿，他們在寫給本國董事會的信中說：中國只授與許心素交易許可證……1628年鄭芝龍攻占廈門，許心素被捕殺，此后進入鄭氏海商集團控制臺灣海峽時期。

　　從上述史料中可知，許心素的身份在李旦海商集團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發揮著相當特殊的作用。他擁有中國政府授予的惟一的對外貿易許可證，又是李旦在漳州包括廈門地區的主要代理人。因此，他為李旦從漳州組織瓷器貨源供應出口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對此完全不必大驚小怪。

　　明代嘉靖年間的走私主要是浙江一帶，到了萬歷年間包括以后為主就是轉移到了福建一帶。當時福建走私相當厲害，連福建巡撫朱紈都無法禁止，為此事還被迫自殺。朱紈自殺后，福建的海防更是有名無實，走私泛濫成災，才有后來鄭芝龍集團對其結拜兄弟李魁奇、劉香等集團的兼并。

　　張國琳表示，自己的觀點也只是種探索和推斷，尚缺第一手的直接證據。相信對南澳一號的考證工作在今后將會逐漸的顯山露水，還原出歷史真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