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故里之爭，已經爭論了數百年，始終沒有停止過。”5月15日，天津歷史學會理事、青年學者裴鈺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如今的名人故里之爭，已經明確反映在地方政府發展戰略層面，在相關地區，不是個案，而是普遍的，具有鮮明的產業規律。”裴鈺關注這一現象已有五年，他最近在媒體上開設的名人故里之爭專欄，更引發了廣泛關注。“當我試圖從區域發展和文化旅游的角度來解讀這一現象時發現，名人故里之爭所折射的故里經濟是非常典型的文化產業案例。”

　　裴鈺注意到，名人故里之爭在河南、山東、河北、安徽、湖北等省尤為突出。在他看來，這些省文化旅游資源豐富，同時其中更有省份樹立起“旅游立省”戰略，在十年前就將發展文化旅游納入了《政府工作報告》和“五年規劃”。

　　“故里”有風險，投資須謹慎

　　“‘名人故里經濟’又可謂文化旅游發力的最佳著力點之一。”他告訴記者，加入爭奪諸葛亮躬耕地之爭的南陽市，在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啟動臥龍崗文化旅游產業集聚區規劃建設”。而按照規劃，預計2012年，集聚區文化旅游綜合收入將達到4.15億元；2015年，將達到14.35億元。規劃期末，集聚區文化旅游產業從業人員將達到兩萬人，帶動社會就業8萬人。

　　裴鈺認為，正是旅游產業、文化旅游產業“熱”導致了名人故里之爭“熱”。

　　如今的名人故里之爭正是地方政府推動的，“不再是筆墨官司、不再是論戰，而是實實在在的區域發展之爭。”

　　裴鈺分析說，參與爭奪“李白故里”的四川江油、湖北安陸，都動用全市之力，大力發展李白文化旅游產業。“這就如同兩顆行星，本來距離遙遠，但因為軌道相交，則必然相撞。”他認為，兩地圍繞李白故里的激烈爭奪也是兩地區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發展文化旅游、文化產業的層面上講，各地的名人故里之爭有一定的合理性。”

　　裴鈺同時也提醒，加入名人故里之爭、發展故里經濟并非“不爭白不爭，爭了也白爭”，此舉雖可謂高回報，但同樣也是高投入、高風險。

　　以四川江油、湖北安陸為例，雙方在發展李白故里經濟上，投入都可謂“大手筆”，砸下大項目、大資金。

　　2003年，江油在國家工商總局把“李白故里”注冊為商標，由此，江油認定自己是全國“唯一一個”李白故里。正是有了“唯一一個”的底氣，江油啟動了涉及李白故里的八大項目建設，總投資在7億元以上。

　　而安陸在其“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把安陸初步建設成李白文化展示傳播基地”，且規劃背后同樣有著大項目的身影——白兆山旅游風景區項目。該項目2002年啟動，總面積804公頃，總投資8000萬元。此外，安陸耗巨資在央視投入城市廣告，以提升城市品牌。今年，安陸還乘勢上馬了 “李白紀念館續建工程項目”，將李白紀念館擴建成集游覽、影視創作、休閑娛樂于一體的文化服務中心和研究李白的資料中心，總投資785萬元。

　　裴鈺認為，圍繞李白故里開發所投入的大規劃、大資本和大項目，使得這一爭奪成為兩地誰也“輸不起”的戰斗。“李白故里花落誰家，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一旦學術上有定論，被“摘帽”的一方，相關的項目投資回報或將大幅縮水。

　　故里之爭不是零和博弈

　　“名人故里之爭的‘爭’從根本上講是‘競爭’的爭，而非簡單意義的‘爭搶’的爭。”裴鈺認為，其本質是區域經濟和文化的競爭，絕非一個無計劃的、盲目混亂的行為。“這種競爭絕對不是簡單的‘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他強調說。

　　在裴鈺看來，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陽關于諸葛亮躬耕地的爭奪由來已久，而且頗有些勢不兩立的態勢。他將雙方持續百年的交鋒，總結為“四個門”。

　　首先是“對聯門”。清朝道光年間，籍貫湖北宜昌的顧嘉蘅到南陽做知府。當時，襄陽人和南陽人打官司爭搶諸葛亮，顧知府既不便得罪襄陽，又不愿觸怒屬地南陽。情急之下，他滿頭大汗寫了一幅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置于武侯祠。“可見當時兩地爭奪的激烈程度。”裴鈺評論說。

　　而1990年，中國郵政發行《三國演義》特種郵票第二組，其中有一張是“三顧茅廬”，兩地為此激烈爭奪該組郵票的首發地，“郵票門”由此爆發。最終國家郵票發行部門不得不“和稀泥”，讓兩地各自舉辦首發式。

　　到了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語文教材重新收錄已經刪除十年的《隆中對》，其中加注稱：“隆中，山名，在現在的湖北襄樊。 ”在《出師表》中對“南陽”一詞注解為：“南陽，郡名，在現在的湖北襄陽一帶。”此舉強烈刺激了南陽，“教材門”爆發，南陽市甚至舉行了萬人簽名的抗議活動。

　　而2008年6月8日，中央電視臺某欄目插播了一則湖北襄樊的城市廣告——“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又激起了南陽人的抗議，是為“廣告門”。

　　就是這對爭奪多年的“老冤家”，如今對名人故里之爭也嘗試著走向合作與共贏。

　　裴鈺也注意到，在2008年的南陽《政府工作報告》，出現了這樣的內容：“鼓勵旅行社與重點客源地搞好對接，加強與洛陽、平頂山、襄樊等周邊城市的合作。”

　　既然名人故里之爭的“成敗”似乎不再以簡單的“輸贏”論英雄，那么對一地而言，如何衡量名人故里之爭、發展故里經濟的成敗呢？

　　裴鈺認為，標準有三：首先是當地文化傳承是否得到了較好保護。“爭奪炎帝故里的陜西寶雞和湖南株洲就是典型的一例。”裴鈺介紹說，寶雞每年傳統的炎帝祭祀傳承得很好，而株洲，在2006年，本地的“炎帝陵祭典”也入選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他看來，兩地都很好地傳承了炎帝文化，兩地相關文化旅游也因此而繁榮。

　　同時，裴鈺注意到，爭奪黃帝故里的陜西黃陵縣，在“十一五”期間，該縣旅游業年均遞增27.2%，遠遠超過當地其他產業的增幅(如工業年增7.7%，農業年增9.3%)，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010年(計劃)達到4000元。由此裴鈺認為，衡量當地發展“故里經濟”成敗與否，還要看其是否拉動了當地經濟，是否惠及民生。

　　而第三個標準則是故里經濟的創意營銷是否做得好。作為諸葛亮出生地，山東臨沂創辦了諸葛亮故里文化旅游節。裴鈺告訴記者，臨沂僅在2007年的文化旅游節就簽約32個項目，累計吸引投資額達24.616億元，利用諸葛亮捆綁推介機械、電子、紡織、化工、建材、農業、旅游等多個產業。

　　因為唯一，所以珍貴

　　“孫悟空故里就其商業價值而言，是遠遠無法和趙云故里相比的。”裴鈺告訴記者。

　　在研究中，他將目前在我國各地引發了故里之爭的30多位名人分為三類：一類是確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比如趙云、李白；第二種就是文學、娛樂化的人物，代表就是孫悟空、董永，“這不是學術之爭，只是‘泛文化’現象”；再有，就是“故里經濟中比較特殊的，觸碰社會基本價值觀的——西門慶故里之爭”。

　　在裴鈺看來，其中最具商業價值的就是第一類——歷史人物。

　　“歷史人物故里商業價值高，就在其真實性。”他認為，歷史人物故里和帝王陵寢是文化旅游中最具含金量的兩種，二者的核心價值就在于其真實性、唯一性和排他性。“這也是為什么只會出現故里之爭，而不會出現故居之爭，還有為什么說曹操墓的發掘蘊含重大的商業價值。”他解釋說，文學和娛樂化的名人故里則沒有“真實性、唯一性和排他性”，它們的文化旅游價值就相對弱一些。

　　有學者指出，有的歷史名人故里研究出現學術亂象，是由于有些研究者的方法論有問題，“沒有堅持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論”。他還進一步指出，更有甚者，還出現了某些地方的學術研究是為本地經濟利益“背書”的情況。

　　為此，還有的學者披露說，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拿錢辦所謂學術研討會，期望“研討”成果有利于其故里之爭。

　　裴鈺認為：“地方政府資助學術研究無可厚非，但對基于經濟需求之上的重大學術分歧，應該依照國際通行做法——設立學術研究基金，將資金投給相關的學術基金，由有公信力的學術機構來組織相關的研討過程，才能確保學術程序的規范。”

　　裴鈺認為，堅持歷史人物的故里唯一性，同時寬容看待文學娛樂化的名人故里，堅決反對文化旅游中出現的觸犯社會基本倫理和價值觀的行為，這是對“故里經濟”實事求是的科學認識。

　　裴鈺提醒，某些地方學術研究“為本地經濟利益發展‘背書’，從短期看似乎有效地‘服務’于地方經濟，而從長期看，任何違背現代人文科學邏輯和法則的學術研究，都會誤導地方政府決策，為地方政府發展名人故里經濟帶來巨大風險。”

　　本報記者 樊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