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人仍滿懷期待， 恨只恨自家人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過后，在巴黎的中國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僅是中國代表團，在巴黎的留學生和僑民，還有一個自費到巴黎“觀會”的梁啟超，統統感到暗無天日。

　　最后，美國人也找到一個借口，為自己的背信開脫，這個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這個換文，是在日本的壓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認了日本對于膠濟鐵路的權利。代表中方簽字的章宗祥，在換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樣。據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所載錄的陸徵祥1919年4月22日電文，說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質問：1918年9月當時，協約軍勢甚張，停戰在即，日本決不能再強迫中國，何以又欣然同意與之訂約？

　　更耐人尋味的是，后來出版的反映這段歷史的《秘笈錄存》在收錄了陸徵祥這份電報之后，隨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人歐洲來電”，這個某要人明顯系指梁啟超。這個歐洲來電非常明確地說，1918年的中日換文，被西方誤以為是中國為二十一條“加以保證”，所以，“惟有使訂約之人負擔，庶可挽回，展開新局。不然千載一時之良會，不啻為一、二人毀壞，實為惋惜”。該書在收錄這篇電文的背后，還加了一句按語：“此時輿論咸歸咎于一九一八年訂約之人，遂在北京發生‘五四’之變。”這個電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載的有點兒區別，但有這么份電報，而且把和會上中國的失敗，歸罪于“一、二”訂約之人，的確是實情。于是，接到電報的梁的兒女親家林長民，隨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報》上披露了梁的電報內容，直接點燃了“五四”的游行示威。據臺灣學者吳相湘考訂，林長民在此時，通過國務院方面，探聽到中國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東權益的情況下，也會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遂自撰《山東危矣》一稿，命隨員連夜送往《晨報》刊布。有意思的是，在后來“五四”中被火燒的曹汝霖看來，林長民這樣做，無非就是因為林曾經借錢于他，受到了怠慢，思以報復。

　　其實，不僅梁啟超、林長民們對美國人滿懷期待，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鬧起來的學生們，對于美國總統威爾遜也依然有感情，不僅有感情而且還有期待，大游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國使館遞交請愿書。可惜美國公使施芮恩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學生才轉而奔了趙家樓。甚至在“五四”游行過去兩個月之后，毛澤東在長沙辦《湘江評論》，還把法國總理克雷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首相奧蘭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顯，都說成是強盜，而對威爾遜網開一面，說他被壞人包圍了，很可憐，云云。

　　無論學生鬧不鬧，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都是不可挽回的。面對國內洶洶的民情，中國代表所能做的也只剩下拒絕簽字了。事實上，也只能拒絕簽字，因為即使沒有留法學生的包圍，中國使團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在和約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五四”運動激昂的民意，那種認為“中國就要亡”的危機感，其實不僅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處境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其實1919年的中國，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有了變化。日本已經改變了當初的強硬政策，開始懷柔，即便對于山東的權益，至少在口頭上說今后要還給中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雖然依舊被人看不起，但還多少得到了一點來自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好處，兩國的租界收回了，在華的財產也沒收了，一些被德國和奧匈帝國搶去的東西也收回來了。但是，此時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界，卻是受挫折感最強的時刻，因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時落差也就更大。這也是為什么1915年中國在最危險的時候，沒有發生類似“五四”這樣的運動，而恰恰在4年之后的1919年才涌現這樣大規模群體性抗議的原因。

　　張 鳴 (摘自《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