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窟”生活

　　無論性格剛烈的前偽滿警長朱云彤，還是靦腆的煤礦機電工朱云岫，一旦關進731部隊特設監獄便從此無名無姓，他們只擁有一個三位數的編號。

　　因此，研究者幾乎無法在眾多“馬路大”中找出這對親生兄弟，甚至連他們何時死于何種人體實驗都無法確認。后人只能根據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語的證詞，勉強還原這個“食人魔窟”里的場景和數以千計受害者的群像。

　　在《惡魔的飽食》一書中，森村誠一寫道：“‘馬路大’被送進731部隊之前，受到關東憲兵隊不分晝夜的嚴刑拷打，審訊逼供，一旦進入731部隊的特設監獄，就沒有任何審訊拷打，也不強迫做苦役。不僅如此，還供給他們良好的伙食，一日三餐，營養豐富，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睡眠也很充足，據說甚至還發給維生素藥片。‘馬路大’被關押以后的首要‘任務’是盡快恢復體力，具有健康的身體。”

　　森村誠一說，這是因為731部隊需要健康的實驗材料，如果“馬路大”身體虛弱、有病，就不具備作為實驗“主體”的必要條件。同時，要發動大規模的細菌戰，需要大量疫苗以保存自身，731部隊在大量生產細菌的同時，還要開發研究疫苗，這需要進行很多實驗和大量血清，因此也需要健康的“馬路大”。

　　然而，這種營養充足、無所事事的“平時的日子”是短暫的，“輪到‘馬路大’進行實驗的時候，731部隊隊員就把鼠疫、霍亂、傷寒、赤痢、梅毒螺旋體等細菌注射到他們身上，或者放在食物里讓他們吃下去”。

　　很多“馬路大”染病而亡，如果僥幸痊愈，也免不了再次接受實驗，直至死亡。死去的“馬路大”還有最后的利用價值，便是進行尸體解剖，最后才能焚化滅跡。

　　在細菌實驗之外，凍傷實驗是731部隊進行的一項重要研究。1938年，731部隊長石井四郎針對在高寒地區作戰的實際需要，設置了這一研究課題。

　　在嚴寒的冬季，731部隊隊員強迫“馬路大”裸露身體或僅穿單衣到室外接受冷凍。如果是夏季，他們就把“馬路大”趕入冷凍室。冷凍到一定程度，隊員便拿著小木棒敲打“馬路大”的肢體，直至聽到很硬很脆的聲音，才把他們抬入另外的實驗室以不同方式解凍：有的用冷水澆，有的用溫水泡，有的用滾水燙，以求得最佳解凍方法。

　　在極大的痛苦中，有的被實驗者當場死掉，有的爛掉皮肉露出白骨。經過無數次實驗，731部隊得出的結論是用攝氏37度的溫水浸泡是治療凍傷的最佳方法。

　　在731部隊，最為殘虐的是活體解剖。他們不打麻藥便將“馬路大”當動物一樣宰殺肢解，各種人體器官分門別類迅速泡入藥水，以供教學研究使用。

　　朱玉芬得知父親朱云彤和二叔朱云岫死于731部隊人體實驗是在1999年，但她至今不敢想象，兩位父輩究竟死于何種實驗，其情狀有多殘忍。她說，每次走進731部隊遺址大院，她就有靈魂附體之感，不禁悲從中來。

　　她的悲傷，不禁為父輩的慘死，也為自己的經歷。父親和二叔被日本人抓走，爺爺接著暴斃，留下一群孤兒寡母。更大的麻煩則在于下落不明的父親身份難辨，他為蘇聯紅軍送情報的事無人知曉，他當過偽滿警長卻眾人皆知，戰爭結束后，這一歷史問題成為全家人的沉重包袱：“連我愛人都不理解，說他是壞人。”

　　“討個說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日軍對東北地區長達14年的占領宣告結束。仍然懷著一絲希望的朱家老母卻未能盼得兩個兒子歸來。朱玉芬回憶說：“奶奶不死心，說他們去過蘇聯送情報，是不是仗打完了有可能從那邊回來？”

　　作為直接聽命于日軍參謀本部的特種部隊，731部隊當年8月9日便已得到撤離命令，這使他們有相對充裕的時間銷毀資料設備，炸掉建筑，并將特設監獄里的“馬路大”全部殺害后拋尸松花江。

　　731部隊長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后，為求自保與美方達成秘密交易，將長年在華從事細菌戰研究的珍貴資料獻給美方，美方則為其提供庇護，使得石井為首的細菌戰犯全部逃脫東京審判。

　　這樣的毀尸滅跡加秘密交易，使得731部隊的歷史在之后的很長時間里迷霧重重。

　　最早揭開731部隊罪惡歷史冰山一角的，是蘇聯濱海軍區軍事法庭于1949年12月對12名日軍戰犯的審判。法庭審理認定：“他們(日本軍國主義者)在進行準備細菌戰爭時不惜采取一切罪惡手段，在進行使用細菌武器的罪惡實驗時殺害過成千數的中國公民和蘇聯公民，在中國和平居民中間散布過各種烈性疫癥。”

　　731部隊細菌生產部長川島清則向法庭供認，在731部隊，每年至少有600名“馬路大”慘遭殺害，僅從1940年起至1945年日軍投降時止，死于731部隊人體實驗者不下3000人。

　　但學者們的研究表明，石井四郎在華秘密進行細菌戰研究和人體實驗的時間長達12年，遇害者應該遠遠超過3000人。據金成民估算，這一數字至少在6000人以上。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龍江省檔案館發現66件關東憲兵隊“特別移送”檔案，這為研究731部隊人體實驗的歷史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此后，他3次赴日本取證，訪問了40余名731部隊原隊員及憲兵，搜集了極具說服力的加害者證言。在國內，他先后調查了300余名細菌戰受害者、“特別移送”受害者家屬和當年勞工。“馬路大”這個沉默群體在當年的悲慘遭遇，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清晰。

　　金成民表示，通過多年研究，目前已經確認1467名“馬路大”的身份，其中包括23名蘇聯人和6名朝鮮人。更加難得的是，他們先后找到了20多名受害者的家屬。

　　金成民說，這些受害者的家屬，現在年紀都很大了，尋訪工作迫在眉睫。而更多受害者的身份確認工作，也有待查閱更多檔案資料抓緊進行。

　　朱玉芬是金成民較早尋訪到的731部隊人體實驗遇害者家屬之一。父親和二叔的死真相大白后，她原本想為他們申請一個烈士證，但由于各種原因一直辦不下來，“我也就不跑了，反正在我們當地，大伙現在都知道我父親是怎么死的了”。

　　不過，年近古稀的她還是很關心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對日本政府訴訟索賠的情況，“這段歷史不應該忘記，有生之年我還是有向日本政府討個說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