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銷寫手郭敬明攜最新小說《爵跡》成功登陸《收獲》雜志,不出所料,“圈里圈外”一陣熱議。議論的中心無非兩點,其一,《收獲》何以“識文不明”,接納郭敬明“玄而又玄”的通俗作品?其二,郭敬明何德何能,躋身曾刊登過賈平凹、余華、宗璞等名家名作的老牌純文學雜志?二者雖都是響當當的品牌,但黃鐘瓦釜,格格不入,這是顯而易見的。

　　《收獲》雜志如今面臨的尷尬和一年前的《人民文學》如出一轍。2009年《人民文學》在刊登郭敬明的小說后,主編的說法是:“文學有其彈性和包容度,它的邊界也在不斷變化中。”這次,《收獲》的執行主編所作的解釋是:“發表并不意味著肯定,只是給讀者提供新的角度。”小說《爵跡》被安置在“延伸閱讀”欄目里,很有點猶抱琵琶的意味。

　　問題的核心是,郭敬明的作品是否具備在文學樣式上“開疆拓土”的高度,它究竟提供了什么新角度?擴展出怎樣的文學邊界?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在《靈魂的玩法》中,對小說《爵跡》從多個角度進行了評價,認為小說語言:“臃腫雜沓、用語不當,暴露了作者只顧陳列不知安排、只顧炫耀不懂含蓄、只顧堆積不知選擇的暴發戶的趣味。”而《爵跡》里的打斗情節,基本還是古龍、金庸、溫瑞安的老手段,“無非原地拔起,飄然飛掠,來去無蹤”。至于小說的思想內核,他詰問:“倘若郭敬明和他的粉絲們真有一種我看不懂的青年亞文化,那它的核心究竟為何?”一言以蔽之,像郭敬明這樣的所謂“新文學”,只是披著婚紗的老嫗,徒有其表罷了。

　　如今,社會上許多所謂探索文學“多樣性”的命題,不過是文化單位向商業利益低頭的借口。看得到的好處是,雜志暢銷,作家鍍金,皆大歡喜。在文學的消費特征被明確、文學的商業屬性得到承認的大背景下,圍繞文學進行的經營行為,已經潛移默化地為人們理解并接受,而文學也從“陶冶人”變為“愉悅人”。

　　那么,看不到的損失又在哪里?

　　對于《收獲》這本老牌純文學雜志來說,自巴金、勒以創辦以來,恪守文學品位,以它的作品和歷史,見證了當代文學史上的每一個重要時刻,被譽為當代文學史的簡寫本。然而,此次刊登郭敬明的小說,不但將雜志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而且讓讀者對雜志編輯“過山車”般的審美品位,屈從市場、“隨風擺蕩”的辦刊心態,產生了嚴重的質疑。

　　對于郭敬明本人來說,名牌雜志鍍金,粉絲崇拜,種種這些恐怕無助于一個作家的成長、成熟。贊美很可能跟毀罵一樣的盲目,而且往往對作家心理上的影響更壞。因為贊美是無形中的賄賂,沒有白受的道理。作家要博得這些雖不中肯但頗中聽的贊美,便不知不覺遷就迎合,逐漸損失了思想和創作的自主權。

　　對于文學本身來說,這種不擇粗精,咸甜雜進,以商業價值為唯一標尺衡量一切文學作品、指導一切文學出版的結果,必然是“劣幣驅逐良幣”——扼殺文學精神理想的同時,收縮了文學的視野,耗損了文學的潛能。

　　陳佳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