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談所謂“秘密錄音”真相

　　毛澤東講話時，歷來不喜歡別人做筆記，更不喜歡錄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兩次批評錄音工作，后來被稱為“秘密錄音”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四人幫”一伙把所謂 “秘密錄音”問題炒得沸沸揚揚，并且把所謂“秘密錄音”篡改為駭人聽聞的 “秘密竊聽”，不僅是強加在楊尚昆頭上的一大罪狀，還在全國范圍內株連了一大批干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秘密竊聽”一案得到徹底平反。關于這個問題，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葉子龍(時任毛澤東秘書兼中辦機要室主任)的回憶錄里有反映，當事人劉吉順(時任中辦機要室專職錄音員)也發表文章談自己的親身經歷。楊尚昆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這一事件最主要的當事人，他是怎樣評說所謂“秘密錄音”問題的呢？上個世紀90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同中辦的一些老同志共憶往事時，自然而然地說起所謂“秘密錄音”問題。

　　“秘密錄音”問題真相

　　楊尚昆說，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事情過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只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他說：

　　錄音工作的建立是從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錄的準確性；后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一部分。

　　毛澤東講話歷來不喜歡人家做記錄。這在1956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作關于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事件發生以后，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講話沒有記載，留不下個東西，我這個辦公廳主任不是失職嗎？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澤東提出，以后不管開什么會都應該作個記錄才好。毛澤東說那你和胡喬木兩個記一下吧。我和胡喬木也只是簡要地記一些會上決定了的事項。過了些時候，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看見我和胡喬木在寫什么，就把我們手里的小本子要過去看，說你們記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記了。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既未錄音也無速記，后來根據幾位同志的筆記整理的稿子，毛澤東閱后很不滿意。

　　為了汲取這次教訓，以后開大會，毛澤東準備講話時，我就請示他要不要擴音？他說“可以”，我再順便問是不是也錄一下音，他說“可以”，我們才安排擴音、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

　　1958年7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準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條件很差，公開擺一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于是就找來一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一個手表，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表”戴在翻譯，就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線接著揣在他懷里的鋼絲錄音機。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頂多個把小時就要更換一次錄音鋼絲。很快，一小時過去了，談話繼續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卻因為懷里的錄音機發熱，燙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著。這是一次“秘密錄音”，一次不成功的錄音。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毛澤東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或同一些地方的負責同志的重要談話，以及同一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毛澤東同個別同志的談話沒有錄過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我批準，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辦理報批手續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系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同志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后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后，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