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一直把“胡適和他的朋友們”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寫了一些文章；但由于缺乏資料，始終沒有涉及毛子水先生，為此留下不小的遺憾。其實，在胡適的朋友中，毛子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早在五四時期，他就是胡適的學生，并與羅家倫、傅斯年等人一同創辦了《新潮》雜志，成為思想啟蒙的先驅者之一；上世紀50年代，胡適在美國立下“遺囑”，指定他與哈佛大學教授楊聯升為“遺囑”執行人；1962年胡適在臺灣去世后，他又為胡適寫了感人至深的墓志銘……

　　去年5月初，我與傅國涌、邵建應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請，參加了“胡適與近代中國的追尋——紀念‘五四’九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到達臺北的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去中央研究院對面的胡適公園里拜謁了胡適墓。胡適墓坐落在公園的小坡上，當我們進入公園，爬上山坡，來到胡適墓地的時候，首先看到一塊黑色大理石墓碑斜放在通往墓冢的石階上。墓碑上面鐫刻著毛子水所寫的墓志銘: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

　　生于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里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默默地吟頌這篇碑文，不僅使我對胡適有了進一步的認知和認同，還為我解答了這樣兩個問題:為什么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要對胡適及其思想進行全面批判？為什么到了改革開放以后，胡適及其思想又會回歸大陸，并受到大家的喜愛？

　　其實，在1962年胡適去世以后，毛子水還寫過許多紀念文章，其中有一篇《胡適之先生給我們的遺產》也非常感人。前不久傅國涌到北京講學，為我復印了一些毛子水的資料，其中就有這篇文章。文章開頭是這樣的:

　　胡先生留給家族的遺產，前幾天一家報紙有一個報告，說是美金一百三十五元一角。這不見得是一個可靠的消息。據我所知道的而言，胡先生固然不是一個積錢以遺子孫的人，但亦不是一個不顧慮到身后家計的人。他生平正直、廉潔，明若丹青；所以這個遺產有多少，我們盡可不必討論。

　　緊接著毛子水將筆鋒一轉，談到胡適為我們留下的另一種遺產——“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他說:如果說富翁捐款辦一所大學可以幫助許多貧困學生的話，那么胡適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則可以惠及國家、民族和整個社會。具體說來，這種貢獻可以分為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胡適提倡的白話文運動，不但對國民教育大有好處，而且還使我們的文學有了健康的身體與健康的精神。

　　第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為大家提供了一種新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從而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治學道路。

　　第三，胡適介紹的實驗主義教人要懂得懷疑，不要盲目迷信現成答案。

　　第四，胡適提倡的“社會不朽論”，是為了讓每一個人明白自己對于國家、社會以及人類文明的責任。

　　第五，胡適提倡的理性，是指無論討論或處理什么事情，都要依據事實或證據才能作決定。

　　第六，胡適崇尚民主，是因為“民主是人類在政治上最進步的方式”；胡適崇尚自由，是因為“自由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動力”。正因為如此，他認為民主和自由是人類幸福的源泉，我們建立國家，就是為了實行民主、擁護自由、增進人民的幸福。

　　既然胡適留下如此豐富的遺產，那么我們怎樣才能很好地繼承并利用這筆遺產呢？這也是文章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毛先生認為，胡適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不僅是無價的，也是無形的，所以要繼承并利用這樣一筆遺產，當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能夠靜下心來，仔仔細細地了解胡適，特別是要了解他在文章中想要表達的真實意圖。他舉例說:比如胡適倡導民主和自由，是因為在他心目中，民主和自由不但是政治的最高成就，也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知識道德的最佳表現。所以，盡管民主和自由是胡適的最大理想，但如果一時不能實現，他也從來不灰心失望。“因為他知道凡是人世間好的東西，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說，好的東西需要大家以不懈的努力去爭取。當然，這種爭取，只能依靠和平的、說服的方法，而決不能憑借各種各樣的暴力。

　　寫到這里，毛子水強調說:我希望不僅是愛好自由民主的人士要懂得這個意思，更希望掌握政治權力的人也能夠懂得這個意思。顯而易見，毛子水強調的這個意思，也是胡適的希望。

　　智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