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煮酒與綠豆熬湯

　　——新版電視劇《三國》縱橫談

　　編者按：95集新版電視劇《三國》播出已近尾聲。伴隨著電視劇的播出，觀眾的爭議之聲始終持續不斷。本報記者采訪廣西幾位著名學者、導演、編劇，他們各抒己見，有爭鳴，也有贊賞，有的甚至不吝贊美之詞。人人心中都有一個“三國”，且看專家如何評說——

　　人物塑造 孫權得分關張失分

　　記者：或許是老版《三國演義》中曹操、劉備、諸葛亮等角色刻畫得太經典，新版《三國》在人物塑造上引起比較大的爭議。我們不妨從人物塑造上開始談起。

　　彭匈：實話說，剛看到片花，我就喜歡上新版《三國》了。先是它的色調。整部劇以一種近乎黑白片的冷峻呈現在人們面前。這便很有那個冷兵器時代的凝重、滄桑、殺伐和大氣。

　　至于人物和情節，看到十集以后，新版《三國》方才站穩腳跟，往后便是漸入佳境了。先說曹操。這個人物的分量，關系到整部劇作的成敗。無論史志還是演義，都給他定了相同的調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史志偏重于前一句，演義偏重于后一句。這兩句話，演員要準確演繹出來，卻非易事。毛宗崗在評點三國時，有一句話最為精辟：“宜笑反哭，宜哭反笑，奸雄哭笑，與眾不同。”這大抵可以作為一種表演的依據。鮑國安是我很喜歡的演員，但我卻更能接受陳建斌的曹操。為何？兩個字：長相。鮑國安表演是到位的，但這個演員骨子里透出的卻是凜凜正氣。須知曹操小字阿瞞，他除了雄心和遠志，還有奸詐與冷酷。相比鮑國安，陳建斌從長相到表演兩句兼得。三國人物設計，固不能太戲劇化，但也不可截然拋開戲劇。畢竟戲劇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不僅深刻，而且頑固。曹操那張油白大臉，陳建斌比較接近。

　　說到人物造型，戲曲中各種角色行當，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一點也不能含混的。比如呂布、周瑜、趙云，屬武小生，那是絕對不能掛胡子的。倘若戲臺上這三位爺出場，白袍銀鎧，加上一部胡須，無論長須短髭，都要被觀眾轟下臺去的。新版《三國》中卻偏偏讓周瑜和趙云留了兩撇小胡子，而同是年輕氣盛之人，呂布該長胡子的地方卻寸草不生。電視劇是大眾觀賞的東西，還是把周公瑾和趙子龍唇上那兩撇小胡子刮掉，向呂奉先看齊為好。

　　當然，我也并非主張什么都得忠于原著，一點也改不得。倘是那樣，劉備“雙手過膝，兩耳垂肩，目能自顧其耳”，照此化妝出來，那豈不是個怪物！

　　說到呂布，請了臺灣的何潤東來，還是很值的。呂布高大威猛，有勇無謀，好色貪財，動輒跳槽。何潤東演得好極。

　　選演員，頂頂要緊的是那雙眼睛。周瑜、趙云眼中要有英氣，諸葛亮眼中則要有智慧。陸毅常常給人一種冰雪聰明的感覺，那雙眼睛，確也時時都能流露出智慧來的。相比唐國強，陸毅似乎又顯得嫩了點，缺少一份從容和自信。人們從他的表情中，讀出的經常是《出師表》中那“夙夜憂嘆”四個字。

　　劉備，天下梟雄。這點連曹操都認賬的。《三國演義》為了渲染劉備的仁德，把他的梟雄氣質大大軟化了，花了很多筆墨去寫他的眼淚，“玄德泣下曰”、“大哭曰”、“大慟曰”、“執手垂淚”、“涕泣而別”等等，不知凡幾。這哪里是個素有大志的亂世梟雄！簡直就是個涕泗橫飛的哀哀婦人。新版《三國》卻為劉皇叔正了名。雖是販履織席小手工業者出身，卻有皇族血統，還有一身好武藝。劉備的雙股劍，三英戰呂布，那是上得了大場面的。

　　這次正名成功的，還有一位魯肅。以往的他，謙謙君子老好人一個，甚至讓人感到，他從始至終只做了一件事——和稀泥、打圓場。《三國志》裴注引《吳書》說：“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這回的魯子敬，基本回復到了史志中的原貌。劇中他與孫權的爭諫，與周瑜的激辯，都顯出了這個奇男子的品格和個性。

　　新版人物最成功者，我看要數吳主孫權。《三國志》對他作曾過這樣的描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可見膽力過人。曹操不輕易贊人，他都說“生子當如孫仲謀”。這回的孫權，處處體現出了后生可畏的挌虎精神。

　　新版《三國》不太能夠滿足人們期待的，我認為是關張二位。關公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那是個大神。電視劇雖不能按神的規格塑造，但于榮光那面孔，離“丹鳳眼，臥蠶眉，重棗臉”實在是遠了些的。至少他那面容不夠飽滿。舊版《三國演義》那位關云長，據說海外來購版權的人一看，當場就拍板了。張飛“豹頭環眼”尚可，至于“燕頷虎須”，卻有些距離。張飛的胡須宜短宜硬還宜倒豎。再者他在第五十四回還掀翻了諸葛亮的案幾，指著鼻子厲聲斥責諸葛亮，須知此時已是赤壁大戰過后，諸葛亮威信早已高聳入云，張飛同諸葛軍師的關系亦極融洽，哪里還會出現這種局面？新版《三國》敗筆雖不算多，這卻是明顯的一個。

　　陳紙：《三國》中對曹操的塑造尤為成功，呂布與貂蟬的情感也是一種強于原著的發揮，董卓的戲也很有意思，陳宮等人物的形象也很豐滿。《三國》里的人物不是讓人只記得演員，而是人物本身的魅力散發了光輝，這些光輝的產生，是源于細節，很多細節是編劇的想象，編劇讓歷史人物走下神壇，還原為人，更加真實，更加有感染力。比如董卓的一聲噴嚏、曹操一邊屙尿一邊與陳宮談論天下大事等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故事情節 因循邏輯突破局限

　　記者：新版《三國》一開播，觀眾們就發現，上來就是“曹操刺董”，流傳幾百年的“桃園三結義”竟被省略。而隨著劇情的發展，人們發現新版《三國》在故事情節上有諸多偏離原著《三國演義》的任意發揮，這是否會讓許多熟讀三國故事的觀眾在情感上難以接受？

　　黎啟寧：編導者既然用了“三國”而不是“三國演義”作為標題，這就表明了他們的想法和追求，是想在“似是而非”上來重新講述自己的“三國演義”。我覺得新版《三國》的故事對原著許多過于簡單化的地方進行修補和加工，使原來的故事更加充實飽滿，迎合了現代人的觀感與理念，也可以說編導是對原著故事注入了新的思想。作為一部初具史詩風格的歷史文化片、歷史政治片、歷史人情片，新版《三國》無疑為名著改編的藝術創作提供了新鮮的、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成功經驗，實踐了把傳統名著搬上熒屏的新突破、新追求。我認為，新版《三國》最值得推崇的是在劇作上的突破。

　　電視劇開篇就是“曹操借刀刺董卓”，既讓觀者耳目一新，又讓人感覺“似曾相識”，覺得這故事既熟悉又新鮮，正如導演高希希自己所說的，“我說的是故事，既不是史，也不是演義”！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創作思想作為指導，為整個劇的編、導、演等各部門的創作打開了大膽創新的思路！

　　以小見大，窺一斑而見全豹更是《三國》最有特點的地方：小說里“十八路諸侯會盟”是因為曹操的檄文而匯集的，在《三國》里，曹操只是為了能在眾諸侯面前爭到一席之地而“矯召”，這樣既符合當時曹操的地位、處境，也刻畫出 “一代奸雄”曹操的為人處世之道。

　　電視劇《三國》劇作結構也許是受到小說《三國演義》的影響，采取了單一而多變的形式。“單一”是指全劇采用了觀眾熟悉的以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組織故事的“單線縱式結構”，圍繞漢室四百年江山即將崩潰，中原群雄紛起逐鹿，三國鼎立各踞一方，魏國掃平蜀吳一統天下這一大的歷史事件貫穿到底。“多變”是指每一故事情節中時間、地點、人物的變化及戲劇矛盾突出的錯綜復雜。如第一集，校尉曹操因為官職低微未受到邀請而私闖大司徒的“壽宴”，曹操撫掌大笑滿座大丈夫，口出狂言自己彈指間能取董賊首級懸于宮門！被王允趕出了大堂。然而這戲劇性的一笑一逐，曹操轉而卻成為能使王允委以重托的“荊軻”！——這樣的劇作結構形式正是歷史人物的真實、故事情節的戲說與戲劇邏輯的統一，這就是歷史名著在改編上的突破。使觀眾在欣賞長篇影視巨作中，既看到了熟悉的故事，小說中人物的性格也得到了豐富，又不為歷史事件的真實性所局限。

　　陳紙：小說《三國演義》第一章是《宴桃園豪杰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而到了電視劇《三國》中，變成了《曹操獻刀》；原著第二章《張翼德怒鞭督郵，何國舅謀誅宦豎》，到《三國》里成了《諸侯聚義》。我覺得，這并不是什么毛病，只要邏輯講得通，故事有脈絡，結構作些調整，是完全可以的。《三國》畢竟不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也不是陳壽的《三國志》，而是朱蘇進、高希希的《三國》。《三國》不過是一部電視劇，不必拿“歷史劇要尊重歷史”的標準來評價《三國》。何況，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也不是歷史，而是文學創作。如果拿這個標準來說事，陳壽非被羅貫中氣死不可。　

　　觀眾希望把精神自傳、理想和靈魂放在《三國》里，劇中人物要附注上當代人的思維和觀念，編導更是強調要用現代觀念來拍攝《三國》。從這個要求上來說，我倒覺得電視劇《三國》與電影《赤壁》比，對三國的故事“演義”得還不夠。吳宇森認為：赤壁之戰的源起，就是因為曹操要把周瑜手中的小喬奪到手。如此大膽的“解讀”，在《三國》中沒有，編導的總體立意還是《三國演義》的主題，編劇的歷史觀沒有超越羅貫中。盡管編劇朱蘇進揚言要“創造一個新世界”，“要給三國故事一種新的闡釋”，但還是沒敢大刀闊斧地實現自己的創作野心。總的說來，《三國》對故事稍作了調整和刪增、講究畫面構圖、情節緊湊舒緩，為適應年輕人口味，增加了女人的戲份，雖然缺少更有新意的大手筆，但也算是一部比老版《三國演義》成功得多的三國劇。

　　改編名著 破立價值觀必當慎重

　　記者：將古典名著搬上熒屏是一項浩大的艱巨工程，如何在既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礎上，又融入時代風尚？

　　匡達藹：把電視劇《三國演義》和新版電視劇《三國》相比較就會發現，過于好古或者過于趨新都是一種病癥，也是進步的障礙。要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拿捏得到位，真的很難。站在歷史面前，我們很多時候都不知道最佳的道路在哪里。

　　電視劇《三國演義》1994年首播就引起廣泛關注。據當年的策劃者說，拍攝《三國演義》，是全國文化界在北京亞運會后最大的一項工程。策劃背景是，北京亞運會取得巨大成功后，我們要找到這種成功的文化自信。據官方統計，《三國演義》在全國收視率高達46.7%，超過了新聞聯播。電視劇《三國演義》是北京廣播學院電視系給學生講解的歷史電視劇研究的范例，基本評語就是，史詩般典雅的正劇風格，端莊凝重，體現“寓巧于拙，寓美于樸”的漢晉風骨，但也有過分強調“寫實”之失。

　　北京奧運會的成功遠非北京亞運會的成功所能比。北京奧運會前后，新版電視劇《三國》就開始被策劃。這個時候，策劃者沒有再去尋找大國崛起的文化自信，他們更多考量的是資本與利潤的最大化。三易其主，高希希才接手導演《三國》，當時的賣點就是，該劇是迄今為止中國電視史上投資數額最大的電視劇之一。時代在變，我們的趣味也在變。三國那個時候，青梅煮酒，品評的是英雄主義氣概。今天的時尚，按悟本堂的方子，用五斤綠豆熬一碗清湯，就長條茄子生吃，那是“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的惡俗。在這樣的時候重拍《三國》，變化是肯定的。關鍵是怎么變。變化本身就有“生成”與“毀壞”之異，“形成”與“毀滅”之別。新版《三國》首要的是基調變了，《三國演義》是“擁劉反曹”，新《三國》是“擁曹輕劉”，曹操的戲份加重了，前五六十集基本是曹操傳記，忽略了劉備集團。導演讓劉備、諸葛亮走下神壇，卻又扶著曹操、司馬懿走上神壇。為配合和適應這種變化，導演把諸葛亮和劉備，諸葛亮和周瑜、魯肅，諸葛亮和司馬懿三組重要人物關系進行了大張旗鼓的改寫。

　　變與不變是一對辯證關系，要解釋變化，首先要把不變化的東西講清楚。萬變總有不離其宗之處，萬變總有大本大源的綱領變不了。有史家認為，三國時代還是一段小春秋，三國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隨曹操劉備孫權造成三分鼎立的，不只是君臣一倫的名分，也是朋友一倫的道誼私情。當時的朋友，實際內心也是個人主義。從文化基調上講，三國，依然是道家作底，儒家作面，依舊沿著兩漢舊軌道前行，為社會大人群建立理想，也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一種帶有宗教熱忱的戰國精神。這些都成就了三國正統的政治觀念，并逐步積淀成我們這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導演要做的就是以藝術的名義，對此做出準確的發現和闡述，對基本的倫理價值觀做出回應。可是新《三國》變了。依循這種人物關系進行改寫，把人們熟悉和喜愛的歷史、人物，進行價值轉換，一不小心就步入了另外一條文化歧路：只講人與人之間的鉤心斗角，君臣之間的背叛，兄弟之間的殺戮，國與國之間的血腥爭奪。這意味著顛覆三國流傳民間、滋養千年的天、地、人、神的大義，缺失時代的大義，鮮有家國情懷和忠義觀念。其實，要樹曹操為先進典型，與想解構諸葛亮一樣難。《三國演義》最杰出貢獻之一就是塑造了融忠誠與智慧于一體的人格神諸葛亮，以及進入中國人的神性信仰世界的講義氣的武圣關羽，仁義劉備、奸雄曹操、尚勇趙云等等。什么時候的中國，總是有人想夢回三國，那時候可以追尋自己的戰場與機遇，追尋自己的戰友與主公，追尋自己的戰斗與夢想。

　　我們這個時代是生產市場英雄而不是古典英雄的時代。在都市生活的快節奏中，曾經的古典英雄也會非常合理地轉化成為大眾傳媒的共謀生產對象。新編和改編經典歷史題材的影視劇以后會更多，用藝術形象解釋歷史的工作仍將繼續。藝術在今天，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人如何不需要確定而生活。大多數人，都需要某些確定的信仰或事實，才能安穩的生活。我們的導演，如果要成為藝術家而不是資本時代的匠人，就要不斷地在不確定中探尋，永遠保持對那些不能徹底解決的問題思考的熱情，所謂“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這個被市場之手操縱的狂歡場景中，塑造出古典式的“文化英雄”。

　　彭 匈 廣西著名作家、學者

　　匡達藹 廣西影評人

　　黎啟寧 廣西電影制片廠導演

　　陳 紙 廣西青年作家、編劇

　　本報記者趙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