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2010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節(jié)”將在湖北秭歸開幕，由文化部、國臺辦、湖北省政府共同主辦。這是申遺成功后舉辦的第一個國家級端午文化節(jié)。

　　端午節(jié)在我國有著2000多年歷史，去年三省四地“打包”申遺，成為首個列入世界“非遺”名錄的民族節(jié)日，其操作手法為今后我國智慧申遺樹立了典范。但從端午及其他一些文化遺產的申遺歷程和保護管理中，暴露出我國在文化保護方面，還面臨著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和挑戰(zhàn)。

　　三省四地“打包”申遺是智慧之舉

　　端午節(jié)去年申遺時，材料由湖北秭歸縣的“屈原故里端午習俗”、黃石市的“西塞神舟會”，與湖南的“汨羅江畔端午習俗”、江蘇的“蘇州端午習俗”四方內容“打包”組成。當時我國共有22個項目入選，端午節(jié)是唯一入選的節(jié)日類項目。

　　三峽大學湖北省非遺研究基地教授黃柏權說，節(jié)日蘊涵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倫理道德、哲學思想、審美意識、價值觀念等豐富內容，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部分，而傳統(tǒng)文化又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把重要民族節(jié)日列入非遺名錄和法定節(jié)日，能喚醒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記憶，增強民族文化認同和凝聚力。

　　很多國家和地區(qū)早已認識到這一重要性。在三省四地聯(lián)合申報前，宜昌市和秭歸縣對端午節(jié)申遺的腳步一直沒停過，早在2004年就正式向湖北省文化廳申請，要求將屈原故里端午文化列為國家級非遺項目。湖南省汨羅市、江蘇省蘇州市等地，也都提出端午申遺報告。各提要求，各有理由，因此較長時間沒有定論。

　　2005年，韓國的“江陵端午祭”被聯(lián)合國宣布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這一消息當時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民眾對端午節(jié)等傳統(tǒng)節(jié)日開始產生強烈的危機感，也促動了國家對文化遺產保護的緊迫感。

　　2006年，國務院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遺名錄，包括屈原故里秭歸端午習俗、黃石西塞神舟會、汨羅江畔端午習俗、蘇州端午習俗的端午節(jié)名列其中。隨后，我國啟動了端午節(jié)向聯(lián)合國申遺的工作。

　　秭歸縣文化館副館長盧丹說，我國各地都有過端午節(jié)的習俗。三省四地活動規(guī)模相較更隆重，群眾參與性也更強，是端午習俗分布的重點地區(qū)。雖然各具特色，但核心主題都是驅瘟、除惡、消災、祛病。“四合一”才稱得上是“中國端午節(jié)”，分則不全，于文化傳承和申報非遺都不利。創(chuàng)造性地四地“打包”申報是務實之舉、明智之舉，這也是端午申遺圓滿的關鍵因素。

　　屈原故里民俗傳承堪稱保護典范

　　湖北省非遺保護中心主任江清和告訴記者，各地都有端午習俗活動，但以湖北秭歸縣、黃石市尤具典型性。這也是為什么當時國家委托湖北代表三省向聯(lián)合國遞交申遺材料的主要原因。

　　記者在秭歸采訪發(fā)現(xiàn)，各種民俗活動隨時隨處可見，吊屈子、插艾蒿、吃粽子……幾乎人人知曉、家家參與。作為屈原故里，端午習俗的群眾認可度和參與度非常高，端午儼然已成秭當“名片”。

　　秭歸縣委宣傳文化戰(zhàn)線的負責人鄭之問說，盡管人力和經費有限，但縣里十分重視支持端午民俗保護工作，多年來進行了細致的普查歸檔，成立專門研究機構，還對屈原誕生地樂平里重點保護，建立原生態(tài)保護村；堅持每年農歷五月“逢五三個端午節(jié)”，舉辦各種群眾喜聞樂見的活動，如包粽子、艾葉沐浴、制雄黃酒、回娘家“躲午”等；對我國第一個農民詩社“騷壇詩社”加強保護，將社員詩作和屈原生平及辭賦編入鄉(xiāng)土教材，從孩子抓起，讓他們從小受熏陶，繼承屈子遺風。每年開展騷壇詩會，以詩會友，以詩明志；舉辦端午龍舟競渡活動，使之發(fā)展為具有品牌效應的國際龍舟拉力賽，同時注重對傳統(tǒng)龍舟打造工藝的傳承。

　　“非遺”保護喜中有憂任重道遠

　　近年來，我國越來越重視文化遺產保護，由端午節(jié)申遺成功和這次舉辦高規(guī)格活動可見一斑。據(jù)初步統(tǒng)計，全國非遺資源豐富，總量共87萬項，中央和省級財政已累計投入17.89億元用于保護，確保相關工作的開展。

　　文化部副部長王文章近日表示，我國政府和群眾對非遺保護的意識日益增強，保護領域不斷拓展；正逐步形成科學的保護體系，目前已基本完成第一次全國普查工作，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名錄體系，命名了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命名了6個國家級文化生態(tài)保護實驗區(qū)；還重視參與國際間合作，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肯定。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成效。

　　但另一方面，記者調查發(fā)現(xiàn)，我國的文化保護工作也面臨一些令人擔憂的地方。從端午節(jié)以及國內許多文化遺產申遺之路的曲折和保護管理的難處，也暴露出我國文化保護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各地同類民俗惡性爭搶、保護人才匱乏、維護經費窘迫、開掘內涵不力等。

　　我國不少文化遺產消亡速度快得驚人，一大批老藝人去世，使得不少民間技藝瀕臨滅絕。湖北省著名曲藝家譚少泉說，以曲藝為例，不只是“傳”的問題，關鍵還有“承”的問題。現(xiàn)在學曲藝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秭歸經驗值得學習，曲藝保護也應從孩童教育抓起，通過參與度高的形式，吸引年輕人愛曲藝，擔起傳承責任。

　　黃柏權教授也表示，一些地方對文化遺產保護重要性認識不夠，“說得多，做得少”。有些地方把申遺當宣傳工具和面子工程，重申報數(shù)量，輕保護質量，“一旦申報成功，就疏于管理了”。

　　黃柏權建議，國家要加快完善有關文化保護的法規(guī)體系，使這方面的工作有法可依；可考慮將文化保護納入地方政績考評，促進各地加強支持力度和保護效果；加大對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宣傳教育力度，讓他們感受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增強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增強民族文化保護意識。

　　記者劉紫凌、吳植、馮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