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也就在散步時和人打個招呼，說幾句話，但不登門拜訪

　　有人跟周堅聊天的時候說到過，像他父親這樣，經歷比較豐富的人，在歷次整風運動包括后來的“文革”中，都沒怎么受大的沖擊，有個平安的晚年，應該說，算是很不錯的了。

　　周堅有時候也琢磨這個事兒。在周堅看來，原因可能有幾個方面。“他早就不當權了，就沒人搭理你。”他認為，這一個是父親退得早——1959年以后基本就脫離工作了，主要調養身體。

　　“1960年我父親做了一次大手術，切除了一葉肺，那時他已經接近60歲。第一次手術大概做了五六個小時，我媽說她晚上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再一去，我父親不在病房里。人家告訴她又推進手術室了，做第二次手術，因為胸腔有個毛細血管沒扎死，胸腔滲血、積血。

　　“那以后我父親一直養病。后來他當過三屆的國防委員會委員，政協常委和人大常委輪著干，一屆政協一屆人大。去世時他是總參顧問。

　　“再一個，可能因為他沒有什么威脅，你本身是有‘污點’的——按照過去的思維，他曾經七年脫黨啊，1927年到1933年，這算夠長的。雖然1936年重新入黨時有正式的組織結論，1942年整風時，賀龍又跟他講，審查你沒有問題。這等于維持了1936年的結論：沒有危害過黨。”

　　盡管正式的組織結論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在過去的思維模式里，有那樣的經歷，不叫污點也是一塊陰影吧，至少是讓他更加謹言慎行的一道無影無形的警示。所以他的一生都非常謹慎小心。

　　1969年的“一號命令”，要求疏散，當時廣東從化是最大的一個疏散點，包括朱德、董必武都在內，一共有29家疏散到從化溫泉那里，在河的西岸，一家一棟小別墅住著。這29人都是高官，戰爭年代就互相非常熟，大家自然互相走動串門。可周堅的母親跟他說，都是人家來看他父親，他父親哪家門都不進，不去看人家。

　　“一到吃完晚飯，大家都沿著河邊散步，父親也就在散步時和人打個招呼，說幾句話，但不登門拜訪。朱德、董必武都來過我家，他也不回訪。

　　“我母親跟我說，從50年代進城以后，他就除了辦公室以外，基本上不去任何一個人的家，不串門。他只參加集體活動，比如50年代學蘇聯，跳舞，我父親倒是挺堅持的，軍委組織的、中南海紫光閣的跳舞，他倒是每次不落，都去。但是除了集體活動，個別來往，沒有。我小時候有印象，有人到我們家來看過他，但他從來不去看人家。

　　“我覺得——這都是現在我自己這么分析啊，可能他心里想的就是：反正我有‘污點’我也知道，我省點兒事，不搞那么多亂七八糟的事兒。”

　　周堅說父親一生謹慎還表現在對住房的固執上，他們家1950年從西南到了北京以后，到現在沒動過地方，沒搬過家，這個房子已經住了60年了。

　　“我母親說，當他職務調整時，給他換房子——這是成立防空軍時的房子，后來防空軍取消了，這房子應該歸空軍，他不搬，人家也沒辦法。說了多少次，我父親堅決不動。最后就是，他到了哪兒，這房子就跟著他歸屬誰管。這些年這房子就不斷地轉移產權。

　　“在我印象里，我們家的房子在1964年才第一次大修。我媽說，還是因為肖勁光到我家來的時候，受到兩大刺激：一個是，他一坐沙發，沙發那彈簧把他給扎了；再一個是，我們家那老房子，還是卷紙的窗戶，紙糊的頂棚——就是那種秫秸稈上裱糊紙的天花板，四壁也返潮得特別厲害。

　　“后來趁我父親去廣州休養，才把沙發給換了，把房子給修了，也改了窗戶。因為他在就不讓修，他說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