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峙憶周總理:決定搞《東方紅》為給文藝界機會

　　猶聞總理擊節聲

　　本版口述者周巍峙

　　曾任延安魯藝文工團副團長、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文委委員等。1949年后歷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中國革命之歌》創作演出領導小組組長、文化部代部長、黨組書記，1996年后任中國文聯主席。

　　-現在我這個總理也成了“周巍峙派”啦

　　在周總理領導下工作，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受，就是他極為平易近人。因此，我與他的交往，就少了局限。

　　周恩來曾經在兩個不同的場合，說過一句幾乎相同的話。第一次是我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一道跟周總理談戲劇改革和民間職業劇團的問題。碰巧的是，三個姓周的人聚在一起，沒有旁人在座。周恩來詼諧地說：我是老周，你是小周，周揚呢？就是大周吧。于是大周、小周和老周相視而笑。

　　第二次，這番話是對我兒子說的。那次周總理在北京飯店聽鋼琴演奏，我長子周七月也去了，周總理出錢讓服務員給七月買冰淇淋吃，并對他說：“我認識你爸爸，本來我是老周，他是小周，現在看來你是小周，你爸爸只好是大周了。”

　　在我的心態中，對周總理也始終保持了親切甚至親近得就像“老周”、“小周”的稱謂一樣隨意平常的關系。在我心里，周恩來就是這么一個親切的師長，讓人受益匪淺的朋友。

　　我給你講講在民族音樂如何借鑒西方音樂當中的一件事吧。1956年周總理認為，民族的東西一定要善加保護，不能輕易與別人融合，破壞民族特色。在音樂上，他不主張民歌獨唱家學習西洋發聲方法，學西洋唱法的也不要勉強他們民族化，搞得不中不西。當時確有輕視民族藝術的傾向，尤其在國畫、民歌唱法等方面，有的則在吸收、融化當中搞得不夠成熟，受到攻擊，說是“不中不西，非驢非馬”。周總理強調民族藝術應受到重視和保護的基本思想是十分正確的。

　　1956年，我代表文化部與蘇聯舞蹈專家一起籌劃建立北京舞蹈學校。有一次，在和平賓館的一次會上，我向周總理匯報舞蹈學校的教育方針和教學方案時，提到一個“全面培養”的問題。周總理聽了很生氣，說，什么“全面培養”、“全面發展”？就是把民族的東西擠了、攪亂了、洋化了。他激動得拍了桌子。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在座，趕快為我打圓場，說那是蘇聯專家的意思。錢俊瑞說得沒有錯，當時主要是由于蘇聯專家不了解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的特點以及和歐洲芭蕾舞、民間舞有著完全不同的風格，要所有學生把芭蕾舞、外國民間舞和中國古典舞、民間舞先共學習一個時期，然后再分科學習，各有所專。事實上，我也不同意這種做法。我主張根據學生考試情況及個人志愿，分到民族舞和芭蕾舞兩個系。具體方案正在商定。我把這些情況也向周總理作了匯報，他聽了后，氣也消了。

　　當時，周總理提出“中西并存，民族為主，各自發展，先分后合”的十六字方針，我當然遵照執行，以此作為組織上保證民族藝術獨立發展的必要措施。作為一種措施，我是同意的，可是，在具體問題上，這樣做也有“一刀切”的傾向。因此，事后我也仍然很坦白地對周總理說，有的作曲家用西洋的合唱形式唱了中國古詩《陽關三疊》，結合得很好，也很動人，已經“合”了。我雖然沒有說“一刀切”之類的話，但是意思是明白的。

　　很多人都擔心我會挨批評，但是我知道，周總理絕不會因為藝術思想上的爭論，而影響工作，更不會因為有分歧意見而牽涉到對人的看法。所以，我還是提出來了。周總理沒有表示意見。但此后，在一次在政協禮堂舉行魯迅紀念會時，歌劇演唱家張權在臺上唱了民歌，周總理在觀眾席中笑著說：“這是周巍峙派！”

　　到1963年，隨著許多新手法的嘗試，文藝舞臺上出現了不少經過提高的民族化的音樂佳作；中西藝術技巧適當吸收、融化，又有了一些較成熟或成功的經驗。這時，周總理的觀點有些改變了，他看到，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之外，的確還有第三種樣式。1963年10月，有一次，他在西花廳同齊燕銘、張致祥和我一起談對外文化交流工作時，他幽默地對我說：“我是國務院總理，是國家的總理，管的工作很雜。你是藝術局局長，工作也是包羅萬象，是藝術總理，也姓周。現在我這個總理也成了‘周巍峙派’啦！”

　　-周總理決定搞《東方紅》，是為了給文藝界一個表現機會

　　1964年《東方紅》的創作令我終生難忘，也是收益最大、最受教育，也最愉快的一次創作。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拿出那么大一臺歌舞，除了責任以外，沒有心情舒暢、大膽創造，那是不可能的。

　　1964年黨中央毛主席決定隆重慶祝新中國成立十五周年。那時文化部、對外文委和中國音協正在籌備“北京音樂節”，重點介紹亞、非、拉的民間音樂。按照當時的慣例，舉行這樣大的演出而且涉及外國音樂節目的音樂節，應當除報外事部門批準外也應報請中宣部，但是，對外文委、文化部既沒有向中宣部通氣，也沒有向周總理請示。1964年7月17日，周揚同志在中宣部檢查這一工作時，對文化部和對外文委提出了意見，認為這類重大涉外的文化活動要慎重考慮處理。可能是周揚向周總理匯報了這件事，在17日以后到7月底以前，周總理召集了中宣部、文化部、對外文委、中國音協等方面的負責同志和部分專家連續開了幾次會，也批評了文化部和對外文委。他認為，“北京音樂節”的安排考慮不周到，怕效果不好；周總理提出，在國慶時要演出表現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革命斗爭取得全國勝利的歌舞節目。這些會我都參加了。

　　此前的1964年5月，我在“上海之春”音樂節期間，曾經看過一部歌頌黨和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大型歌舞節目，看過空政文工團、中央歌舞團，還有其他文藝團體也先后演出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舞蹈《大刀進行曲》、《飛奪瀘定橋》等。另外，不論是大革命時期、紅軍時期，還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都產生過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在人民群眾中間廣為傳唱，把這些節目和有關歷史資料，更好地進行選擇和編排，加工提高，可以創作成一部表現革命歷史進程的、高質量的大歌舞。我把這個想法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和陳毅總理商量之后，同意了我的建議。

　　那時，文藝界整風運動十分緊張，文化部已開始檢查，全國京劇現代戲匯演正在舉行，江青、康生對文化工作提出了許多蠻橫無理的批評和極“左”的要求，攪得中宣部和文化部難以正常工作。在這時候，周總理卻決定搞這次大活動，我事后回想起來，很可能是周總理為了給文藝界一個表現機會，說明這支文藝隊伍在革命文藝工作和創作方面是很有成績的，是可以信賴的，能夠搞出一臺意義重大的有較高水平的大歌舞，給國慶十五周年獻禮的。

　　事情定下來后，我經過和周揚同志以及部隊領導等有關同志仔細研究，提出了抽調創作人員和演員、舞臺工作人員的名單，并迅速擬出了創作方案和排練計劃，再次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總理7月31日批準了我們的計劃，并成立了以周揚為首的領導小組，負責日常領導工作。此時，距國慶還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實際上，全體人員完全集合起來召開動員大會是8月12日，而進行彩排審查是9月15日，可見工作節奏是多么快了。

　　周總理自始至終都親自領導著《東方紅》的創作，說他是這部大歌舞的總導演一點也不過分。據我日記和有關材料，周恩來總理至少參加過17次有關《東方紅》創作的活動，討論、觀看排練及演出，討論《東方紅》電影的拍攝方案等等。那時，我每天都要和總理辦公室聯系一次，向總理匯報排演過程中所遇到的重要問題，向總理請示，或總理辦公室的人通過我向劇組傳達周總理的指示。可以說《東方紅》每一重大問題的解決，每一個重大情節的安排，都有周總理的一份心血。

　　黨的誕生、秋收起義、遵義會議這幾次歷史事件怎么在大歌舞中表現出來，這是總理最關心的，他不但要求突出地表現這幾次歷史事件，還要求藝術上的盡可能完美。那些日子，周總理晚上接見外賓或者參加晚宴后，只要稍微有點時間，準要到人民大會堂《東方紅》的創作現場，有時候是認真地看演員的排練，但更多的時候是和創作集體的同志討論問題。

　　在創作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東方曙光”這一場時，劇組沒有找到現成的描寫和歌頌共產黨誕生的歌曲，我就親自跑到音樂研究所去查資料，終于找到了當時一首民歌的歌詞，題目叫《北方吹來十月的風》。我興沖沖地拿給總理看，總理看了，覺得這首歌的歌詞說明了馬列主義傳播和中國革命的關系，也表達了毛主席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歷史性結論。后來，作曲家李煥之參考大革命時期群眾歌曲的風格，為這首歌的歌詞譜了曲。周總理反復讀了歌詞后，又對舞臺布景提出了建議。他說，在這場天幕的左側，要出現馬克思、列寧的畫像，在光芒四射的畫像前，同時升起兩面旗幟，一面是黨旗，一面是繪有毛澤東青年時代頭像的紅旗，在這兩面旗幟的導引下，行進著中國革命的隊伍。

　　在《東方紅》描寫解放戰爭這一場里，我們沒有看到炮聲隆隆、硝煙彌漫的戰爭場面，只看到解放大軍氣勢磅礴的渡江場面和占領南京時的歡樂場面，這也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建議設計的。

　　是否在《東方紅》里唱《游擊隊歌》，當時有不同意見。有人覺得，這首歌過于輕松，抗日、跟鬼子斗爭哪有那么輕松？總理卻認為這首歌洋溢著革命樂觀主義情緒，好聽，群眾愛唱，當時對動員學生參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準的作品。總理還說：有的時候需要雄壯的東西，有的時候也需要輕松的東西，有剛有柔，有統一也要有變化，革命是廣闊的，革命的感情也應該是豐富的。

　　一次，周恩來總理邀請來中國訪問的日本芭蕾舞團清水正夫和松山樹子，一起到人民大會堂《東方紅》演出的后臺。我也陪同。參觀中，松山樹子提出了一個燈光設置上的技術問題，她以為，這樣的問題，肯定是陪同參觀的技術人員回答了，可是沒想到，周恩來總理隨口就解答了她的問題。她很驚奇，一位總理怎么會了解這么細小的事情呢？當她知道，整個大歌舞都是在周總理細致入微的關懷指導下完成時，松山樹子淚光閃閃，她說：“你們是幸福的，只有你們中國才有這樣的總理啊。”的確，能在周總理領導下工作，我們真是幸福的。

　　-周總理給我三次來電話

　　談到周總理的領導藝術，或者說是工作方法，有很多話題。這里我只談談周總理給我三次來電話的事情。

　　第一個電話是1963年。1963年，文化部組成了一個小型藝術團，準備赴日本訪問演出，臨行前照例要請周總理和其他有關領導審查節目，其他都順利通過，只有曲藝演員楊乃珍的打扮出了點問題。她穿了一件大紅旗袍，旗袍的門襟上還繡了只金光閃閃的鳳凰，一條黑亮的大辮子搭在胸前，這打扮可說是端莊富麗。可是演出結束，有的領導干部提出來，說一條大辮子是舊社會的女子發式，鳳凰也有封建色彩，這么打扮合適嗎？我當時是不同意這種看法的。我當時就說：我幾次去云南就看到有些姑娘是一條大辮子，廣東婦女也有這樣梳辮子的，這是婦女們的審美趣味表現，談不上什么封建不封建。可是楊乃珍經人家一說，雖然沒有決定改妝、換服裝，可心里卻開始打鼓了，她害怕自己的打扮有損新中國的形象。

　　她們先到廣州，然后由香港轉道去日本。楊乃珍沒有想到，她到廣州的那天夜里，領隊就向她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告訴她要大方、端莊，說大辮子和鳳凰是中國傳統風格，不是舊社會的打扮。一下子，楊乃珍心里踏實了。可她哪里知道，為了傳達這幾句話，我卻忙活了大半夜。

　　就在藝術團出發的當天夜里，我接到周恩來親自打來的電話，他說審查節目的時候太匆忙，沒有仔細談他們的安全問題，林林同志對日本很熟悉，也有不少日本朋友，希望他多關心團員的安全，不要單個人出門。另外，有人給楊乃珍提了意見，恐怕她會有顧慮，也要做做工作，大辮子是中國的傳統風格么。最后，他似乎還提到楊乃珍演唱評彈《晴雯之死》時，要強調晴雯的反抗精神。

　　接到總理的電話，我馬上行動，先找廣東省，再查廣州市，曲曲折折，才找到藝術團的駐地，等我向林林同志傳達完周總理的指示，已經是后半夜了。

　　第二個電話是在1964年，也是夜里給我打來的。這一年，海政話劇團排演了一部反映非洲人民革命的話劇《赤道戰鼓》。我陪同周總理看了這出話劇。可能是總理看過話劇的第二天的夜里，我在解放戰爭時期落下的頭痛病又發作了，疼得在床上翻來覆去，十分難受，忽然電話鈴響了，我知道這么晚來電話準是找我的，極有可能是周總理。可我實在一下子起不來，就讓我的夫人王昆先接一下電話，果然，是周恩來。我強打精神接過電話，周總理說：“我是周恩來，你查一下，《赤道戰鼓》里有個情節，非洲黑人革命者學《毛選》，你看看是在斗爭前學的呢，還是在斗爭中學的？”

　　放下電話，我明白了總理的意思，周恩來一直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也不同意“革命輸出”，他覺得如果黑人是在革命前學習《毛選》，就有一種“革命輸出”的味道，而在革命中的相互借鑒就另當別論了。接到這個電話，我不顧疼痛，趕忙找人查詢，連夜給周總理回電話。

　　周恩來給我打的第三個電話，也是像朋友那樣請我去關心一下另一位藝術家。那是在1965年。由于各自的工作太忙，我和王昆是一個住在和平里東方歌舞團，一個住在文化部宿舍，只有星期六才共謀一聚。那個星期六，我到王昆住處那里，碰巧又讓煤礦文工團的同志撞上，非拉著我到團里排演廳去幫著審查節目。節目開始沒多久，忽然有人來叫，說總理來電話找周巍峙。

　　這次電話是為舞蹈家白淑湘。總理對我說，前幾天白淑湘不知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江青，江青一直不依不饒，說她的立場有問題，還牽扯上家庭出身問題，白淑湘感到壓力很大。周總理讓我告訴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讓他找白淑湘談談，給她做做工作，說如有缺點改了就是，家庭問題和她無關，如不信任她，就不會讓她首演《天鵝湖》和《紅色娘子軍》的主角了。總理還讓我給芭蕾舞團打招呼，不要扯她的家庭歷史問題，去掉她的壓力。

　　我用最快的速度分別轉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后，又到芭蕾舞團了解情況。原來，前幾天在江青拍《紅色娘子軍》劇照時，白淑湘并沒有什么錯處，而是江青突然變臉，不高興，有意找茬兒。我又把了解的情況側面向總理作了匯報。

　　-一家人就在醫院門口痛哭失聲

　　大約是1966年年初，有一天總理突然把我從京劇現代戲創作組找到北京飯店，要我組織一個現代題材歌舞晚會，招待一位阿爾巴尼亞貴賓。演出結束后，他提了一些意見，對某些節目不滿意，我向文化部匯報了周總理的意見，就又去抓創作了。我完全沒有料到，突如其來的浩劫會持續十年之久，更沒有料到，我和周總理就再也沒見面的緣分了。

　　周總理后來在不同場合提到我。1970年周恩來去朝鮮訪問，在文藝演出中聽見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又想起了我這個曲作者，他又找人來問：周巍峙在下面好不好，王昆在部隊怎么樣？當時文化部干校里正放映電影《打擊侵略者》和記錄周總理訪朝的彩色紀錄片《兄弟中國人民的使者》。我在干校勞動時，我們的連長還偷偷問我：《志愿軍戰歌》這首曲子是不是你寫的？此后，連里的同志對我的態度也大有改變了。

　　1973年6月，朝鮮藝術團在北京訪問演出，又唱起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聽著那昂揚的旋律，坐在臺下的周恩來不由自主地打起拍子來。看完演出，周恩來去“十大”中央代表區開會，他特意找到當時負責文化部工作的于會泳，不滿意地說：“來，有件事和你商榷商榷，人家朝鮮都唱《志愿軍戰歌》，我們為什么不唱？”于會泳搪塞地回答說：“也唱。”事后，他就讓總政歌舞團唱了一次，實際上“文革”中從沒唱過。周恩來繼續追問：“周巍峙有什么大問題？有問題不也是工作上的嗎？王昆就更沒有問題了，她是在革命隊伍里長大的，演《白毛女》有功勞，很有貢獻么。”

　　就是在我感到最委屈、日子最難熬的日子里，我夜里常常夢見他。我的夢里經常有這樣的場景：我和總理整夜長談，我訴說我的委屈，我對運動的不理解，我對他的思念，說以前沒來得及和他說的話。總理也說得很多。可是，一覺醒來，我卻只記得我說過什么了，總理的話我一句也記不住。不過，每次夢醒來，我都有一種安慰，我能記得他那溫暖的眼神、理解的表情。

　　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時，6月30日，我得到了“解放”，在人民音樂出版社擔任領導小組組長。那時，我聽說周總理病了，心里十分焦急。這使我獲得“解放”后的歡快情緒，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總理的逝世，牽動了億萬人民的哀思。我和王昆還有孩子們當時就有失掉親人感受。那天，人民音樂出版社收到一張去北京醫院向周總理遺體告別的訃告，無可爭議，同志們把這張訃告給了我。遺體就停放在北京醫院一間并不寬敞的告別室里，瞻仰遺容的人很多，隊排得很長，我在寒風中等待了很久。最后看見總理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又黑又瘦，這還是他嗎？我的心臟急遽地跳起來，感到腿軟了，眼前也亂迸著金星，只能對自己說，堅持著，堅持著。我忘記了是如何走出那狹小的靈堂的，而總理黑瘦的臉龐和連成片的老人斑，卻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動。我在心底里喊，如果沒有這場“大革命”，他會活得很長的！我出來后，向王昆及孩子們描述了總理最后的樣子，一家人就在醫院門口痛哭失聲，久久不能停止。

　　-本版供圖/徐慶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