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帶來中國出國潮。30年來，已有各類出國留學人員121.17萬，形成巨大海外人才儲備。近年，歸國潮漸成氣候。

　　2006年，在年輕的生物學家沈月全舉家回國到南開大學任職之前，朋友們辦了一個告別聚會。海外游子們舉起酒杯，衷心祝賀這位朋友在祖國找到了好歸宿。

　　這不禁讓他想起2000年抵達美國時的情景。那時候，如果聽說哪個留美中國學生要回國，大家的眼光是詫異的——“怎么會想回去呢？”

　　然而，僅僅過了6年，這位學者驀然發現，回國已是留學生們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

　　2008年7月，美國《科學》雜志發表題為《美國研究生教育：頭號博士培養學校現在來自中國》的文章，指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已經成為“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然而，與此同時，另一種現象也開始成為趨勢——留學回國人員的數量越來越多，其中不乏國外知名學府的博士生。

　　中西部地區同樣感受到歸國熱

　　美國《科學》雜志的文章是基于一份報告寫成的。2008年7月，一份名為《美國大學博士學位獲得者綜合報告》顯示，全世界“出產”當今美國博士最多的3所大學分別是清華大學(571人)、北京大學(507人)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427人)。

　　其實，這些學校一方面頂著“留美預備校”的頭銜，一方面也成為海歸們最青睞和最集中的機構。

　　比如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據該院主頁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9月，該院100余名全職教研人員中，60%以上的教師在世界知名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134名全職教師中，絕大多數教師有在國外學習研究的經歷。

　　據教育部統計，在我國的教育、科研領域，77%的高等學校校長、84%的中國科學院院士、75%的中國工程院院士、62%的博士生導師和71%的國家級教學研究基地(中心)主任有出國留學的經歷。一大批優秀留學回國人員已成為我國科技、教育、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領軍人物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生力軍。

　　在某些區域，海歸們已經到了扎堆的程度。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夏穎奇說，2007年，中關村科技園區吸引了海外留學人員1200人，創辦海歸企業540家。目前園區海歸企業累計達到4200家，海歸人員留在園區的有9800多人。“中關村的海外留學群體已成為園區最具自主創新能力和創業精神的中堅力量。”

　　沿海地區自然是吸引留學人員的熱點地區。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至2006年間，到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擔任全職教職工作的海歸博士至少有20人。

　　中西部地區也感受到了歸國熱。地處中部省份的湖南大學人力資源處一位工作人員表示，近5年來，湖南大學收到來自海外留學人員謀求教職的簡歷逐年遞增，“5年前，一年才幾份，幾乎沒有來自世界知名大學的。但自2007年起，我們收到的四五十份簡歷中，有一部分是來自世界知名大學的博士。”

　　地處中國西南的四川成都高新區流傳著一則軼聞：高新區創辦伊始，成都市有關領導對高新區一位管理者說，什么時候能請10桌海歸吃飯就好了。沒想到的是，一年后，高新區請海歸吃飯，坐了滿滿一屋子，有幾百人。

　　成都高新區技術創新服務中心主任林濤說，從1998年8月成都留學人員創業園成立開始，這個國家人事部與地方政府共建的首家留學人員創業園，就吸引了上萬名海歸前來咨詢考察，240多名海歸創辦了216家企業，1000多名海歸在這里匯聚。

　　國外發展也有瓶頸

　　2006年年底，沈月全放棄嶄新的芝加哥大學研究助理教授聘書，帶著太太和女兒回到中國。南開大學請他任特聘教授，臨時騰出了一間舊實驗室。眼下，34歲的沈月全是中國“973計劃”最年輕的首席科學家之一，一個3000萬元經費的項目由他主持，天津市蛋白質科學重點實驗室歸他負責。雖然薪資不比國外，但發展空間卻比國外大很多。

　　接到國內聘書后，沈月全立即聯系律師，放棄了已經取得的美國綠卡。一年多來，還沒有什么讓他為這個決定感到后悔，“工作和生活都按照自己的設想在進行”。

　　如果還在國外，沈月全教授能夠設想的道路大致是：一切順利的話，希望向美國國立衛生院申請一筆每年25萬美元的經費，過幾年可能建起一個獨立的實驗室，然后等待取得終身教職。

　　但是，他在做博士后時就發現，美國的科研投入明顯減少，生命科學領域申請基金的難度越來越大，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空缺職位越來越少。這無疑影響了留學生在美國的發展。

　　而對于國外發展的限制，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何平也深有感觸，他1997年從清華大學本科畢業，2004年拿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留美的日子里，他是全世界頂尖競爭者中優秀的一員，杰出的表現為他贏得了接觸重要課題的機會。但何平說，那顯然是有限的，即使在學校，中國人也不可能直接學習到最機密的內容。

　　何平發現，在經濟與金融領域，留美的中國人常常從事著與數量化和數學密切相關的工作，而經濟學中一些具有方向性、思想性、容易出成果的領域依然是美國人的天下。

　　“這就是學術產業化”，他說，“就像資本主義國家會把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轉移到國外，那些在他們看來不可能再對生產力發展有革命性影響的學科，就讓給外國人去做，而更有價值的領域，比如生命科學以及社會科學中的一些重要科目當然要由他們自己的人去占領了。”

　　全國政協委員、啟明星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嚴望佳在接受有關媒體采訪時認為，在美國，博士工作的選擇其實是很有限的。“博士畢業后基本固定為在學校教書搞科研，然后做副教授、教授，很確定的成長路線。”

　　她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取得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穆爾工程學院計算機系博士學位，隨后選擇歸國創業。

　　但回國后他們發現機遇確實不一樣。何平說，他一回國就能接觸到非常重要的課題，對于做經濟金融的學者來說，國內有很多領域等待他們去開發。“可以說我國的經濟轉型非常成功，這種成功伴隨著經濟結構、經濟理論的創新；而且，在自己的國家做研究，不但親切，還能感覺到我是被重視的。”

　　在信息安全領域的創業，也讓嚴望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成功不僅讓她獲得了中關村科技園區“十佳”優秀創業者獎，而且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并擔任著全國青聯委員、北京市工商聯副會長等多項社會職務。

　　機遇、待遇和重視贏得回歸心

　　事實上，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為出國留學人員提供的機遇也越來越多，這正是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主動選擇了回國的重要原因。

　　沈月全教授認為，吸引海歸的主要因素是：“中國科研的大環境比國外優越得多。國家支持力度非常大，敢于讓年輕人挑重擔，真的是只要有才就能發揮作用。”他說，現在的實驗設備幾乎跟國外名牌大學持平，有些方面還好一點，實驗環境和管理等方面也正在迎頭趕上。

　　另一方面，以往西方發達國家在待遇上的優勢也逐漸被中國拉近，這被視為留學人員歸國更為重要的原因。

　　在海外留學人員最為活躍的未名空間站，記者發現不少討論回國待遇的帖子。一位留學生認為，他對北美經濟管理專業博士回國行情頗為關注，就“索性整理了在未名空間站經濟版和其他渠道的見聞”，結果發現，目前國內一線高校對留學歸國博士的待遇，“已超越了一些美國大學提供的助理教授稅后待遇”。

　　另一位留學回國人員認為，在國內工作幾年后，“再與留在國外的人相比，無論職稱、手下隊伍和科研資源、社會資源，乃至個人收入的實際購買力都不會讓你后悔。”

　　國內對于海歸的重視，也是海歸們回國的重要理由。

　　南開大學校長饒子和近幾年經手引進了不少海歸，由他指導的學生就“回收”了不少。他的電腦里備有兩個常用的講稿。面向國內學生演講，他會宣傳南開這樣的名校能為青年創造更多的出國深造機會，當聽眾是海外留學生，他強調的則是不可錯過的“中國機會”，半開玩笑勸他們“趕緊回來占位子”。

　　這位校長的思路與整個國家30年的留學政策相吻合：花大力氣鼓勵人們出國，再花大力氣吸引這些人回來。

　　他認為，回國潮的形成與教育部、科技部、自然科學基金委等的努力分不開。如“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成了非常響亮的品牌，海外學子都以當上長江學者為榮。

　　1998年，教育部和李嘉誠基金會啟動的這項計劃，使中國高校出現了第一批特聘教授。與之相對應，全國各地出現了許多名字中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人才計劃，如天津的海河學者，山東的泰山學者，廣東的珠江學者，福建的閩江學者，四川的天府學者等。

　　這些計劃直接瞄準的就是海外人才。1998年至2006年的1107位長江學者中，有在國外留學或工作經歷的占了94%。799位長江特聘教授中，直接從海外應聘或近3年回國工作的有231人,308位長江講座教授全部從海外應聘。

　　“當時提出給10萬元，我們都不敢想象。”當上長江學者后，饒子和的年工資漲到12萬元，比當時的校長還多一倍。1996年從牛津大學回到清華大學時，饒子和得到一筆400萬元的投入，建立結構生物學實驗室，這已是罕見的待遇。

　　更讓他感慨的是，10多年來國內的研究條件已經今非昔比。當年讓人羨慕的條件如今看來，“就像是從地下室開始創業”。“現在我們招人，房子和儀器設備幾乎是現成的，從各方面來說都比國外不差。”

　　雖然認為“優秀人才肯定有一部分流失”，但饒子和說，相信隨著國內環境的改善，在學術人才方面，出國和回國的數量將趨向一個平衡。

　　留學生感慨“回國要趁早”

　　伴隨著出國、回國人數的變化，不只是留學生看待海歸的眼神由不解轉為羨慕，發生變化的還有國人面對海歸的心態。饒子和說，當今一些留學生即使暫時沒有回國，也往往考慮的是希望做出更好的工作再回來，贏得更高的起點。畢竟，“海歸迷信”正在打破。

　　但許多海外留學生都認識到，回國要趁早，因為競爭越來越激烈了。

　　在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告訴記者：“簡單地說，按過去標準能當上特聘教授的，現在只能從副教授做起。”

　　回國潮面前，國內的用人單位也早已過了看到海外博士就眼睛發直的階段。特別是一些名牌大學眼界正“水漲船高”。南開大學人事處有關人士介紹，幾年前來校的海外博士一般都能作為“引進人才”享受相關的待遇，從2007年開始，這種求職者“一般不列為‘引進人才’”。于是，每年都有一批海歸博士無法成為“引進人才”。

　　湖南大學人力資源處的工作人員表示，2007年學校雖然收到了四五十份來自海外的求職簡歷，但最后也就接收了20人。“而且,我們還要考察他在國內的學習情況和在國外的研究情況，如果覺得他的水平與國內的博士相當，也不會給什么特殊的待遇。”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有關人士表示，以前留學回國人員是賣方市場，他們回來后對工作機會還可以挑挑揀揀，但現在已經成為買方市場了，好機會都需要充分競爭了。

　　作為一名新海歸，沈月全教授有類似的感受。2006年年初他申請教職時，發現只要是美國的博士后，一般在國內高校都會受到歡迎，但到了年底“身價”就明顯縮水，“如果不是做得非常好的話，拿不到重點大學的職位。”他說，按照最新的門檻，如果剛剛拿到博士學位，或是剛完成博士后研究，即使出自世界級名校，也很難立即聘為國內名校的教授。

　　通過南開生科院的教授履歷，可以看到一條正在提高的門檻：這里正在變成世界名校校友俱樂部，已聘的教師有的來自耶魯、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最新的名單上是一位30歲的哈佛大學博士后。

　　嶄露頭角的世界名校博士或博士后，正是這所學校渴求的理想人才。饒子和說：“招募這些人的成本低，他們潛力更大。正在上升期間，一些位置都在等著他們。我們怎么看怎么喜歡。”

　　他還表示，目前國內45歲年齡段的人才趨于飽和，但是年輕人才明顯不足。“我們應該有點戰略眼光，把目光對準30歲左右的年輕人，讓他們把最好的年華貢獻給中國。”

　　對于40歲以上的海歸而言，要想回國獲得較好的位置，需要提交更有說服力的履歷。據了解，一些高校對此類人才提出的要求包括：在國外取得了教職，最好是終身教職；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習和研究經歷；以主要作者身份在《科學》、《自然》等一流期刊發表過論文；這些成果不是依附于別的研究組做出的，而是在自己的實驗室里取得。

　　許多留學生都已感受到了競爭的激烈，一位留學生表示，“現在國內工作也很不容易找，光頂個海外博士回去，沒一些干貨，很難出頭。”

　　他寫道：“別看現在很多學校給錢不錯，回去對成果的要求一點兒也不含糊。基本3至4年能升上副教授的，算是很好的。7至8年能做上教授都算很優秀的了”。

　　他還分析，“整個來說，以后想在國外隨便熬幾年資歷，整幾篇二三流雜志文章，回國立馬教授相送，至少到一線名校已經不大可能了。能拿到副教授都不容易。”

　　水土不服導致“二次出國”

　　1993年，與楚樹龍一起返回中國的還有兩名留學生，其中一位進入了中國銀行工作，另一位則在旅游行業發展。

　　但幾年后，兩人由于在國內沒有合適的發展平臺和機遇，又雙雙返回美國。

　　歐平(化名)在美國加州大學拿到了電子工程專業的博士學位后馬上進入了浙江的一所高校任教，但回國才兩年，她卻萌生了“二次出國”的想法。

　　“我就像空降部隊。”歐平說。對于海外歸來的博士們，在國內勢必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學術圈和社交圈有相通之處，對于國內畢業的博士來說，早已在國內的學術圈建立了自己的人際網絡，而海歸博士則要一切從頭開始。

　　學術官僚化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楚樹龍教授選擇離開政府研究機關進入大學，也有這方面的考慮：“當行政和學術發生碰撞時，往往是官本位、學術讓位，但學術是要靠水平說話的，是沒有絕對權威的。”

　　他舉了一個例子，假設一位同事做日本研究，那么他的論文很可能是由一位根本不懂日本研究的學者來評判的，僅僅因為評判者在行政關系上有更高的位置。

　　歐平回國后，也很奇怪地發現，學校內所有行政工作人員都有權對專業學術問題發表意見，并且辦起事來很難相處：“我每次找他們都要點頭哈腰、陪著笑臉，就這樣還每次被訓，特別慘。”

　　歐平如今把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耗費在了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和行政事務上，而在國外，她至少有80%的時間可以用來做科研。

　　“人事制度和戶口制度實在是太爛了。”她毫不避諱內心的不滿。

　　也許是因為在一個并不十分知名的大學工作，歐平覺得申請國家的科研項目很不容易。同時，國內的評定體系也“很奇怪”。她所學的專業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人基本都選擇去實業界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會被迫進站做博士后。而到了國內，博士后被算成了一個學位，分房子、評職稱無一例外都需要有博士后經驗。

　　雖然這樣的問題較少出現在知名高校，但何平還是指出了作為海歸博士感到不適應的方面。

　　“我不知道別人在做什么，別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在何平的印象中，美國的經濟金融學體系完整有效，每個人在大廈的哪個位置添磚加瓦都非常清楚。有的人做銀行，有的人做資本市場，還有的人做實踐性銀行，另外又有人做理論銀行，“每個人在大廈的不同位置一起描繪一個大圖，分工明確。”

　　他把中國的學術研究比成大煉鋼鐵，每個人對著自己的小爐煉鐵，煉出來一堆沒有用的東西，“倒不如大家一起造個大房子。”

　　即使有這么多水土不服，但他認為留在國外也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沈月全就舉例說，美國同事會興奮地討論一位棒球手的父親和祖父都做過什么，或是一位籃球隊員的兄弟效力于哪支球隊，而“我們能看懂棒球比賽就不錯了”，“絕大部分海外留學生，不管走到哪兒，都像風箏一樣，那根線還是牽在中國。” (記者 葉鐵橋 張國 實習生 周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