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調查顯示，70.5%的公眾認為大學校長首先應該是一個教育家，“只有出現(xiàn)了教育家型的校長，中國的高等教育才會有更廣闊的發(fā)展前途”。專家們也認為，只要有良好的制度環(huán)境，大學校長便能成長為教育家。(《中國教育報》11月24日)

　　漢語往往會在字面上制造一種曲解，即大學只是因學校規(guī)模和學生年齡而大，次第有序，天經地義。其實，現(xiàn)代中國的大學與古代中國的太學并不存在傳承關系，而是舶來之物，源自universitas(拉丁語)，意為做學問的師徒共同體。威廉·洪堡更是把大學視作以“探究博大精深的學術”為立身之本的學術共同體，由此為現(xiàn)代大學制度奠定了的基調，即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在洪堡的故鄉(xiāng)德國，“學術自由、科研自由、教學自由”開國之際便被烙上《基本法》(相當于憲法)，而且被列為任何修憲舉措均無法撼動的條款。

　　十九世紀初以來的百年，是德國最為輝煌的世紀，德意志民族人才輩出，日爾曼帝國“ 振長策而御宇內”，“履至尊而制六合”。在如此偉大的時代，卻幾乎難以羅列出流芳百世的大學校長，即便是洪堡，以其理念架構起來的柏林大學開現(xiàn)代大學制度之濫觴，也未曾擔任過校長。而那段時期，德國基礎教育領域倒是涌現(xiàn)一大批杰出的改革家，其震撼力滲透當今。看來，培養(yǎng)一流人才的大學，需要的未必是教育家型校長，而是必要又充分的制度保障：學術自由。盡管這樣的制度安排在展開之際孕育了遭人詬病的學術個人主義，但是，個人主義或許是學術存在與發(fā)展的唯一合法性前提。

　　新世紀以來，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呼喚高校自治，就是敦促歐洲的大學拋棄其國家機器的角色而獲得獨立法人的身份。這既是對全球化浪潮無奈的回應，也是制度變革的內在性訴求。較為普遍的做法是，通過立法把行政權力從政府轉移到高校領導層，強化校長的行政執(zhí)行力。法蘭克福大學今年元旦從國立大學轉制為基金會大學，便是典型的案例。可是，大學基層群體尤其是教授的強烈抵制，使這場制度變革舉步維艱。問題恰恰在于，高校作為學術共同體，其自治的特殊性是以學術自由來表征的。由高校自治所制造的強人校長，多少具有不可控因素，便難免壓制基層民主觸犯學術自由。

　　建國以來，中國也有不少深受愛戴的教育家型大學校長，如復旦的陳望道、北大的周培源、華東師大的劉佛年等。但他們的聲望更多的是來自其學術背景，作為教育家型的大學校長，他們與蔡元培不可同日而語。當前，教育事權的下放，尤其是高校法人化，主要表現(xiàn)在公立高校的國有產權和《教育法》賦予高校的辦學自主權之間的分離。

　　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對高校擴招的抵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對高校本科評估的質疑，均可視作高校力圖擺脫不必要束縛與行政干擾之范例。與此同時，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持續(xù)推進，教授治校亦成星火燎原之勢。去年成立的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設置了10名成員組成的教授委員會，以期回歸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學傳統(tǒng)——學術自治與教授治校。這必然導致校長從高校自治中爭得行政權力遭受學者群體的抗議。

　　于是，無論在當今的德國，還是時下的中國，基于國家主義的高等教育體系均會出現(xiàn)兩難困境：若是放棄高校自治，校長便受困于政府的行政窠臼；要是抱守學術自由，校長就受制于教授的學術威嚴。有人由此宣告洪堡模式終結，為時尚早。至少在當下特定的歷史境遇，在學術力與行政力的對峙下，大學校長難以左右逢源，只能在高校自治與學術自由的夾縫中生存。(俞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