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妙言

　　廣東有些人不重視教育，“二世祖”不少，有錢人沒文化，文化人沒有錢，太悲哀，必須改！

　　其實我根本不會當官，也沒想過要當什么官。

　　我住的還是三十多年前蓋的老房子，兩個人住，夠了。古人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我們現在既安且飽，又能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還要求什么呢？人的思想境界很要緊，境界不同考慮問題就不同。這會影響人生的質量！

　　有的老師又招博士生又招碩士生，學生太多，怎么帶得過來？怎么可能盡心盡力關心他們？學生論文不認真寫，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們！

　　晚來之志

　　我雖然78歲了，但學術上還要“從頭越”。我希望《中國語言文字大辭典·方言卷》80歲時可以搞出來。這個任務擺在面前，我可以“退”，但不能“休”！

　　人物介紹

　　詹伯慧

　　1931年生，廣東饒平新豐鎮人。1953年畢業于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師從中國語言學大師王力教授和著名方言學家袁家驊教授。歷任武漢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30年，1985年任暨大復辦后首任文學院長，現為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漢語方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和語言學系名譽教授。 1990年被國務院學位辦評為博士研究生導師，在暨南大學中文系建立第一個博士點———現代漢語博士點。詹教授從教56年來在漢語方言、漢語辭書、漢語應用和漢語規范等領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在海內外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望。

　　78歲，從教56年；著作等身，研究一輩子方言，編了半輩子辭書；當了15年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第一代語言學家，中國方言學的領軍人物……他，就是暨南大學教授詹伯慧。

　　詹伯慧的人生基本上都在學校度過：在中山大學學習四年，分配到武漢大學30年，再調入暨南大學25年。前不久，他從教55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暨大舉行，來自海內外的學界同儕、弟子及仰慕者前來拜謁，濟濟一堂，桃李春風。在漢語學界，“詹家軍”的名頭很響。

　　細數生平

　　●在中山大學

　　得遇王力定人生基調

　　七位同窗個個是好漢

　　羊城晚報：您是當今漢語方言學界的領軍者，聽說您走上這條路跟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有很大關聯？

　　詹伯慧：我是王力先生帶入門的。中山大學原來沒有語言學專業，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王力先生從西南聯大回北方，路過廣州。當時的中大校長王星拱有個習慣，只要有人才從廣東路過，他就會成為“攔路虎”。他極力挽留王力先生，游說他當中大文學院院長。王力也不是吃素的，跟他討價還價：“留我可以，但我要辦個語言學系。”王星拱欣然應允，于是，這個系從1946年辦到1954年，后來并入北大，前后共八屆。當時我們班上有7人。 　　

　　羊城晚報：聽說你們班個個都是“英雄好漢”？

　　詹伯慧：其中三個分到了高校，我到武大，30年后又調到暨大；唐作藩到北大，現在還在那里；許紹早去了東北人民大學(現吉大)。歐陽覺亞、饒秉才和麥梅翹去了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其中饒秉才后來也到暨大，退休后定居美國)，王豫遠去了中南民族學院。我同班同學就這么幾個，不多，但確實都頗有出息。 　　

　　●在北京大學

　　又遇袁家驊鐘情方言

　　會客潮粵諸語有優勢

　　羊城晚報：您現在是中國方言學的領軍人物，但聽說您從中大畢業時，我國還沒有專門的方言學研究，您也沒去研究方言？

　　詹伯慧：我主攻方言，還是和王力先生有關。王先生回北京后，念念不忘我們這幾個學生。1954年，北大首次在全國開設方言課程，就是我后來的恩師袁家驊教授開的。王先生對他說，我有個學生，現在在武大，方言基礎不錯，你是否可以接收他？因此，我就有幸在1955年從武大到了北大進修。這為我以后搞方言學奠定了基礎。我在方言學有較好基礎，我在家里同父親講客家話，同母親講潮州話，又在廣州粵語環境里生活，天生有優勢嘛！

　　●在東京大學

　　貪玩學者玩轉日本國

　　《東瀛游記》證逸興

　　羊城晚報：我們一直以為像您這樣的大教授肯定很嚴肅，但翻看您的履歷，卻發現你很愛“玩”。您當東京大學的客座教授期間，去過日本很多地方？

　　詹伯慧：去日本是教育部推薦的：1980年，日本東京大學有個中文教師的位子，原來由一個臺灣人擔任，退休了。田中角榮訪華后，中日建交，東京大學決定不再找臺灣，想請中國教育部推薦專家過來。教育部于是選到了我。

　　在日本，我工作任務越重，越要抽時間玩。當時我一個人在東京大學，教五門課，只要禮拜天沒事，我就出去玩玩。后來香港文匯報曾敏之先生約我寫專欄“東瀛雜記”，我連續寫了40多篇，后來武大出版社搶著出版了，首印過萬冊，1989年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改為《日本面面觀》。

　　●在暨南大學

　　當官本來便勉為其難

　　不當一身輕松不失落

　　羊城晚報：您1983年調到暨大后，馬上就當了“官”？

　　詹伯慧：到暨大第二年，學校要與世界接軌，新成立文學院與理工學院。那時不像現在，有20多個學院。中文、新聞、歷史、外語、社科等都在文學院，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都在理工學院。文學院院長是相當副校長的級別。其實我根本不會當官，也沒想過要當什么官，但當時我是最年輕的教授，又到日本東大做過客座教授，學校領導好說歹說，要我擔任文學院院長。我只好勉為其難。

　　羊城晚報：退休了，不當“官”了之后有沒有感到失落？

　　詹伯慧：我本來就沒想當“官”嘛，哪會有什么(失落)？

　　師生情分

　　從不忍讓學生“放鴿子”

　　看不慣研究生批量生產

　　羊城晚報：在您的從教55周年研討會上，看到您的很多學生、朋友從海內外趕來給你道賀，讓人感動。您和學生關系真融洽，在現在大學里，這樣的師生關系好像不多見了。

　　詹伯慧：我2005年才從暨大退休，之前一直帶研究生。但1998年我不在國內，停招了一年。為什么要停招？因為我人都不在國內，不能讓學生“放鴿子”，我要負責任啊！

　　我對現在研究生批量生產很看不慣。我從1990年設博士點，1991年開始招生，到2005年，

　　整整15年，一共只帶了29個博士生，平均一年不到兩個。在帶博士生期間，我也基本上不再招碩士生。我帶的研究生不多，每個學生，我都真心對待。我太太常說，你花在學生上的精力遠比自己女兒多。我始終認為我必需盡心盡力把學生帶出來，能看到他們在學術上成長，是我晚年最愉快的事情！

　　但現在有些高校存在這樣的情況：研究生批量生產。有的老師又招博士生又招碩士生，學生太多，怎么帶得過來？怎么可能盡心盡力關心他們？學生論文不認真寫，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們！ 　　

　　羊城晚報：這樣批量生產，研究生的質量能不能得到保證？您對這個怎么看？

　　詹伯慧：不好說。我總是感到一種危機，擔心我們的研究生質量像魯迅說的“一代不如一代”。和我們老師那一代相比，我們已經深感自己差得太遠了，后面的是不是每況愈下，我不敢說。但我們的教育，問題確實不少。

　　談“詹家軍”

　　這支隊伍確實最強大

　　戲稱中有厚望有鞭策

　　羊城晚報：學術圈里，有人稱你們是“詹家軍”，您怎么看？

　　詹伯慧：呵呵，這是外界叫起來的，可能是因體育界有個“馬家軍”吧。這是語言的附會。也確實，我這支隊伍在方言學界是公認的，是全國最強的一支。 　　

　　羊城晚報：不僅體育界有馬家軍，岳飛的軍隊也叫“岳家軍”，稱你們為“詹家軍”，是對您的一種肯定。

　　詹伯慧：無非說這支隊伍有一定能量唄！不過我常常提醒學生，人家這樣叫，是對你們寄予厚望，同時也是一種鞭策，不能辜負社會的期望！ 　　

　　羊城晚報：最近《中國語言文字大辭典·方言卷》上馬，由您來統籌，全國六七十歲的方言學家都被請來當顧問，50歲左右的請來當骨干、當編委。開大會時，包括中國語言學界四大學會會長都來參加，這樣的規格很高啊。

　　詹伯慧：這是一部有史以來最大的方言詞典，300萬字，集合了全國方言學界兩代人的功力。雖然77歲了，但我現在還要“從頭越”。我希望在我80歲時可以搞出來。這個任務擺在面前，我可以“退”，但不能“休”！

　　家學淵源

　　靠家學不如靠自己

　　二世祖太多沒希望

　　羊城晚報：我們常說“家學淵源”，比如您的鄉人饒芃子等學者，都是有家學的。您的父親詹安泰先生，是嶺南第一詞人。您怎么看家學淵源？

　　詹伯慧：我老家的祖屋就叫“學文堂”，是我祖父一代留下來的。我們老家饒平縣新豐鎮的潤豐樓前幾年被命名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理由之一就因為它的人文傳統。這座土樓清代出了四位進士，近代也產生一些名人學者。盡管我們家有“學文”傳統。但我認為，做學問不一定非得有家學才行。我父親是精于詩詞創作和研究的，我也喜歡詩詞，但我最終沒有跟著父親學詩詞。但小時就想，我要學一門在家里學不到、需要下苦功夫的學問。

　　羊城晚報：您的意思是，“家學”固然重要，自己的選擇與努力更不可缺少？

　　詹伯慧：對。我學語言學，父親給我的影響其實并不大，但他認真做學問的文人氣息對我有很深的影響。我覺得現在不能對學生要求這個(家學淵源)，學生學不好也不應該怪自己沒有家學淵源。沒有家學也可以出人才，主要都要靠自己。

　　這些年來，我參政議政，差不多廣東每個縣都跑遍了。有個問題很觸動我：歷年高考入學，山區較艱苦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往往考得很優秀。條件越艱苦越發憤圖強找出路。但珠三角的企業家很多，其中有不少暴發戶，他們的兒女往往不能成才。 　　

　　羊城晚報：就像一些社會學者說的：“二世祖”太多了？

　　詹伯慧：對，這個問題很嚴重。據我所知，江浙一帶，人家那邊的想法和我們就不太一樣。人家不少企業家現在發達了，就想到自己讀書少再發展很難，于是千方百計地培養兒女，讓他們充實提高后再來繼承自己。我們這里不是的，家里有錢就對孩子嬌生慣養，給他們好的物質享受。孩子們也覺得，爸爸、叔叔他們沒讀多少書就有錢了，沒有必要讀那么多書。這是中國最悲哀的事，有錢的人沒文化，有文化的人卻沒有錢！

　　有錢而又沒有文化只能走向愚昧，錢多了做什么用？拿來分給子女，助長了不求上進的“二世祖”作風。現在這個問題比較嚴重，要扭轉。太多“二世祖”，國家沒有希望。

　　人生境界

　　既安且飽又有事業

　　人生足矣夫復何求

　　羊城晚報：您今年78歲，身體真好！感覺您身上有股“牛”勁，聽學生說，您比他們活力還足！

　　詹伯慧：有人問我，為什么精力這么充沛？我說，世上不公平、不如意的事太多，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不要沒事總想這些，滿肚子牢騷。我常說一句話，“天塌下來當被子蓋”，要相信這個時代。去年那么大的地震、那么大的災難，我們國家都堅強地頂過來了。現在，我住的還是30多年前蓋的老房子，我的學生都住進了新房，有的人想不通：“哎呀，你怎么不住新房子？”我說，我就兩個人住，夠了。古人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我們現在既安且飽，又能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還要求什么呢？人的思想境界很要緊，境界不同考慮問題就不同。這會影響人生的質量！

　　生活方式

　　一點不恐懼現代科技

　　用十年早離不開電腦

　　羊城晚報：您做的是傳統學問，生活方式和觀念也很傳統，您怎么看待現代科技呢？聽說有的老教授挺恐懼現代科技的。

　　詹伯慧：哈哈，我用電腦已經整十年了。我現在每個禮拜六給香港大學上一次課，禮拜四以前，我就把我的講義用電腦寫好，發伊妹兒給港大，讓他們在我上課前先印發給學生。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您是67歲的時候開始學電腦的？

　　詹伯慧：1998年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當了一年客座教授。在那里，人家要求很嚴格，坐班制，我和北大來的客座教授袁行霈也不例外。我們每個教師一個房間，每個房間都有電腦，學校里任何通知，包括學生向老師提問題，也包括圖書館借書催還的信息，都通過電腦發過來。如果不懂電腦，圖書館罰了款都不知道，那該多糟！我一到校就請教別的老師先把電腦基本用法學會。很自然，在那樣的環境中，不學習電腦不行，此后我就一直用起電腦來寫作和發信了。

　　善待方言

　　方言體現地域之“俗”

　　粵語生命力強絕不消亡

　　羊城晚報：您是方言專家，研究方言，保護方言，但您同時又在積極推廣普通話，這兩方面工作有沒有矛盾？

　　詹伯慧：不矛盾，研究方言的人都是推廣普通話的積極分子。其實，只有研究方言的人才最懂怎樣推普啊！推普也是要對癥下藥的，研究方言才知道方言與普通話的差別，才能一把鑰匙開一把鎖。舉個例子，你向潮州人推廣普通話和向廣州人推廣普通話，方法內容就應該有所不同，向講湖南話的人推普，又應該有所不同。 　　

　　羊城晚報：我們做過調查，廣州有些新客家，父母都不講白話，孩子也不會講；還有的夫妻都是廣東人，但孩子上幼兒園、讀小學都講普通話，白話很弱。這樣發展下去，很多年后，粵語會不會弱化？也有專家提出“粵語消亡論”，您怎么看？

　　詹伯慧：粵語絕不會消失，廣東人日常生活中都在用，它還是很有生命力的！比如你到菜市場去，你聽聽四周都在講白話。很多外地人來廣州，也多少學了些白話，就是因為它實用。入鄉隨俗，方言正體現了不同地方的“俗”。

　　語言是社會溝通的工具，推廣普通話會為我們增加一種溝通工具，是要讓原來只說方言的人學會一種全國通用的社會通用語，是從單語生活過渡到雙語社會，1＋1＝2，而不是等于1，這是不會動搖方言的存在基礎的。我們建議父母應當有意識地在家里讓孩子學講自己的方言，父輩的方言不能丟，這對孩子發展有好處。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載體，學習方言，可以幫你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風情習俗，使你更快融入這個社會。 　文/本報記者 夏楊 孫璇 圖/本報記者 何奔 實習生 吳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