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擴招以來，畢業生“就業難”就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其中，法科畢業生的處境顯得尤為尷尬。自2002開始，其就業率一直低于平均水平，甚至在近期的一項統計中，2009年法科就業率已滑至末位。畢業的夏季，本應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全新起點，但卻再次籠罩著一層陰影。但我們沒有理由怨天尤人，相反，我們有責任對我們的法科教育進行深度反思；同時，這也是一個改革的良好契機，因為我們的重新審視已經開始。

　　———編者按

　　上海交大“三三制”改革設想

　　所謂“三三制”的具體概念內容，是指法學本科教育在第三年結束之后，從第四年開始分流，選拔少數適才適性者(除本校優秀本科生外，還接受一流法學院的個別推免以及通過統考的生源)連續接受三年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最終獲得碩士學位

　　□季衛東

　　在20世紀末，中國綜合性大學法律院系共有240余所，十年之后就激增至630余所。如果把5所政法大學也計算在內，法律本科畢業生總數已經由 2000年的大約4余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將近20萬人。如此迅速的規模擴張已經引起三大問題。第一、名不副實，存在大面積的教學質量問題。第二、供過于求，具體表現為法科畢業生就業率自2002年起就低于平均水平，甚至滑至末位。第三、用非所學，已經就職的大多數人都在從事與法律無關的工作。如果這樣尷尬的局面不能盡快扭轉，法學教育就將面臨嚴重的信譽危機。

　　變化，在2009年已經開始。首先表現在容許法學本科生報考法律碩士的政策變化上。接著很可能出現如下多米諾骨牌效應：作為法學本科“二傳手” 或短訓班那樣的法律碩士將逐步式微，各類課程的設置和教學方法將改進或刷新，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概念將進入公共話語，法學本科和非法學本科的比例關系將重新調整，在提高教學質量的過程中將自然地壓縮辦學數量，在把培養的重點轉移到應用型人才方面的同時將必須設法確保學術型人才的來源，等等。這一系列變化勢必伴隨著各種難以避免的代價和壓力，因此相應的法學教育改革應該審慎籌劃、穩健推行、協調步伐。

　　以法律碩士向法學本科畢業生開放為契機，中國的法律職業教育正在邁進新階段，力圖切合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力圖應對全球化制度競爭的嚴峻挑戰。為此，綜合性大學法學院的教育目標也應該及時地進行調整，在確保學術空間的前提下，逐步把重點轉移到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方面，培養一批富于正義感與責任感和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教養和學識、嫻于法律技術、善于進行創造性思考的治國安邦的政法精英人才，造就大量的具有國際眼光和專精學識的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企業法律顧問，并根據這樣的思路來調整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

　　迄今為止，各個法學院已經陸續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正在嘗試一些創新舉措。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從2008年9月起開始醞釀“三三制”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模式，在2009年5月初步形成基本共識并得到校方領導層的大力支持。按照預定計劃，將從2010年起開設一個三四十人規模的“精品班 ”，通過遴選程序確保優質生源、按照國際標準調整課程設置、大力改進教學方法、進行追蹤式職業規劃、提供施展才華的充分機遇等一系列措施，力爭把專業化的理念和“培養一代偉大法律家”的目標落到實處，盡量避免一哄而起大躍進的流弊，避免法學教育改革再次流產。與此同時，還要通過本碩博貫通的長期培養方式防止學術型人才后繼乏人。因此，我們打算做的整體工作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本碩連讀，打造新式‘南洋特班’；碩博貫通，陶冶未來法學巨匠”。

　　所謂“三三制”的具體概念內容，是指法學本科教育在第三年結束之后，從第四年開始分流，選拔少數適才適性者(除本校優秀本科生外，還接受一流法學院的個別推免以及通過統考的生源)連續接受三年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最終獲得碩士學位。也就是說，讀完法律本科大三的學生中，傾向于到企業或者政府就業的學生，將繼續在現有的體制下接受四年的法律本科訓練；而另一部分準備從事律師、法官、檢察官職業的學生，經過一定的遴選和甄別的手續，從四年級就開始轉入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軌道。之所以不采取“4+2”的便捷方式，目的是(1)避免第四年級粗放式實習等的時間浪費，節約法學教育的社會總成本；(2)使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內容更精深、更充實；(3)為實務訓練提供體系化的合理安排。結果是用六年左右的時間，培養一個具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精英型法律人才。

　　如何相應地改變課程設置？基本設想是：法學院的四年制本科教育必須提供多層多樣的教學內容，增加學生的可選擇性，并在最后階段開始分流；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三年期間則必須逐步采取統一的標準化教材和教育方式。這意味著在“三三制”之下，前三年采取多元化教學菜單，后三年采取統一化教學菜單，對主要專業課程采取反復涂染、逐步深化的培訓方式，并加強對話式教育和有計劃、有步驟的實務訓練。在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教室授課方面，應該改良或加強的重點如下：擴大選課范圍和提供法學前沿科目、促進教研的國際化水準、提高綜合性論述能力(包括法學知識的體系化和精深化、基本主張的嚴密論證、案件的細致分析、限時事務處理的技巧、說服力等方面)。在實務培訓方面，擬通過實踐教學專任教師與實務界兼職教授分工合作，形成判例教學法(第1學年)、模擬教學法 (第2學年)、診所教學法(第3年)的“一條龍”體系(參見圖1)。

　　如何讓師生感覺到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必要性，防止誘因不足？特別是要解決對任何一個法學本科生而言都不能忽視的就業成本和出路問題。眾所周知，按照現行制度，法學院本科生在三、四年級就有資格參加司法考試了。假如司法考試合格率像日本曾經堅持的那樣壓得很低，只有2-3%，那么只有極少數非常自信的學生才在本科階段參加司法考試，不會對教育現場產生太大的影響。但目前中國司法考試合格率已經達到20%以上，躍躍欲試的本科生會不在少數，其影響就不能忽視了。如果過早地由司法考試一點定乾坤的態勢不改變，法學教育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如果本科四年級比較輕松地通過司法考試，拿到資格證書可以盡早就職，誰還愿意付出更大的代價去接受什么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這樣一來，試圖改進教學效果的制度化努力就會因為成本提高而失去動力。這樣嚴酷的現實是我們絕對不能忽視的。

　　然而辯證地看問題，正是在司法考試合格率迅速上升與法學本科生就業率不斷下降的隙縫里，一種新的認識必然會萌生。這就是：僅靠本科畢業證和司法考試合格證并不能擔保職業前程，從此以后的法律服務市場機制將從“機遇的競爭”轉向“技能的競爭”，真才實學方能構成安身立命之本。尤其是在國際化的開放性環境里，國內的評價指標必須接受橫向比較的檢驗，自我娛樂般的證書游戲也不再具有任何實質上的意義，這樣的趨勢必將增強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現實可行性。何況很多法學本科生在司法考試合格后并不去馬上就職、繼續在研究生院攻讀更高學位的事實也已經證明了研究生階段法律職業教育的存在價值。

　　剩下的問題只是：第一、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要不要在大學的研究生院進行？第二、大學的研究生院有沒有能力進行實務訓練？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一談應用型人才就以為只須多讓法官、律師給學生講課，或者把學生放到法院、檢察院以及律師事務所去自由實習，這種單純經驗主義的主張是對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極大誤解甚或歪曲，遲早會給中國未來的法制發展帶來不良后果。由于中國采取成文法體系，事實上一直在進行大規模的法律繼受和學說繼受，目前又面臨激烈的國際制度競爭，所以有必要大力提高應用型人才的學識水準，有必要大力加強大學研究院的體系化教育功能。為此，也需要對院校的師資、教材、授課方式、實務培訓技術等進行調整，并且加強與實務部門的互動與合作。我們相信，只要課程設計得當、訓練操作得法、教員選擇得人，“三三制”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一定能成功(參見圖2)。

　　由圖2上的規劃可以看出，這樣一個綜合性的知識學習和人才塑造過程顯然不同于經驗主義對“應用型人才”的簡單、膚淺的理解。因為應用型人才指的不是所謂的“會辦案子”，至少它的核心不在于此，相反，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法律公民，作為受過科班訓練的法律從業者，其必須以自身的法律技藝和學識涵養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為人詬病的“法律人”。簡單地說，就像科班出身的京劇演員一樣，“吊嗓”“劈腿”等基本的技藝訓練之成果將使其受用終生。深而言之，只有當我們對于法律人才的看法不再流于膚淺和貧乏之時，我們對于諸如民族國家、法治、正義等問題的理解才能更為深入。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將從2009年下半年起啟動籌辦精品班的準備工作，把2007級法學院本科生將作為首批遴選的對象。預定在2010年5 月開始選拔優秀生源進入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的第一年度，提前選修法學碩士研究生課程和享有接受特定科目教育的機會，到2011年9月試點班學生將通過免推或統考進入研究生階段學習。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參與其事的師生們正在著手從事一項改變歷史、創造歷史的偉大實踐。雖然在這個過程中難免存在試行錯誤和挫折，但我們相信，只要朝著理想的目標堅持不懈地邁進，中國法學教育和研究就一定能到達“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的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