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工業大學教師胡春林的碩士學位論文抄襲事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04年,胡春林從華中師范大學獲得自考碩士學位,舉報者將他的碩士論文與被抄襲論文比較后,發現除“致謝辭”外,竟一字不差。

　　這一事件被曝光后,6月2日上午,華中師大文學院迅速召集緊急會議,從中國期刊網數據庫拷貝下兩篇論文,逐字核實,并質詢胡春林本人。很快,胡春林承認抄襲,并向媒體坦承“是一念之差”、“論文是網上下載的,并非‘一字不差’,還是做了改動的。”調查核實后,6月2日下午,華中師大在校園網首頁公布“關于撤銷胡春林碩士學位的決定”,并通報給胡所在的湖北工業大學。6月3日,湖北工大也通報了處理結果:一是“令其本人寫出書面檢查,對胡本人予以嚴肅批評教育”;二是“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類似胡春林這樣的論文抄襲事件,并非個案。我們不禁要問:誰應該為抄襲論文負責任?學術抄襲為何屢禁不止?

　　誰應該為抄襲論文負責任

　　華中師范大學校長馬敏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做學問,自律要擺在第一位。抄襲者自身沒有學術道德、缺乏基本學術規范意識,胡春林首先要為自己負責。其次導師也有責任。導師應該教學生怎樣做學問,發現問題及時審查。在美國,有《人文學教育手冊》,介紹學術規范的詳細內容,比如引用不注明就是抄襲。現在的導師帶學生太多,疏于引導和檢查,沒有及時發現抄襲。學校對他們既要處罰,也要加強教育引導。如果是明知故犯,必須嚴懲。”

　　馬敏對記者強調,只要核實了是學術抄襲,華中師大的處理原則是‘零容忍’,發現一起,處理一起,絕不姑息。”

　　近十年來,各種學術造假抄襲頻繁被曝光,造假主體不僅有大學本科生、研究生,還有知名大學的教授,更有院士牽涉其中。除了問責之外,我們不僅要追問,學術造假抄襲行為屢禁不止,當中是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學術抄襲需要道德約束,更要有法律約束

　　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章開沅教授在他的專題報告《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堅守學術道德》中指出:“學術道德的喪失、學術規范的缺失,與量化的職稱評審制度和學術評價標準有著密切關系。大學為什么急功近利、學風浮躁乃至舞弊叢生?量化的、剛性的指標體系是根源之一。如果真正有水平,即使論文沒有發表,也該認可。”

　　正因為許多高校規定,研究生獲得學位的條件之一是必須在核心期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大學教師、科研機構研究人員評職稱也和發表論文掛鉤,他們才不惜冒險造假、抄襲,更不惜重金購買學術期刊版面。另一方面,一些學術期刊為了盈利,舍棄學術尊嚴,只要作者肯出錢,就為其發表論文,該有的文章審查和匿名審稿制度形同虛設。出于發表壓力,還造就了畸形的“論文槍手產業”。近日,武漢洪山區工商部門就查處了一家代寫代發論文的“槍手”公司。這家公司明碼標價,居然還設有槍手業績排行榜,價格昂貴,生意卻異常火爆,槍手代寫的論文,都是抄襲拼湊而成。

　　也正基于此,馬敏認為:“學術抄襲是一個綜合癥,需要分清病癥,綜合治理。正如老校長章開沅教授所說,功利主義的指標化傾向,導致學術研究重量不重質,那我們就要向重質轉變。”

　　“兩年前,華中師大經過研究,取消了碩士生的論文發表要求,讓學生一心一意寫好論文。學校還將定期組織學風建設大會,加強學術道德教育。同時建章立制,堵上制度漏洞,明確學生和導師的責任,并以現代技術手段作為輔助。”馬敏說,華中師大還將對學生的畢業學位論文進行原創性檢測,杜絕抄襲。

　　不過,有學者認為,在當前僅僅依靠自律和高校內部約束,還是不足以產生足夠的震懾。對已有的近乎泛濫的學術腐敗,應用“重典”,既要有道德約束,也要有法律約束。

　　著名知識產權專家、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吳漢東認為:“學術失范行為嚴重阻礙了中國學術事業的進步,學術活動亟待規范化。學術研究者不能無視學術法律,也不能容忍學術違法,應當勇于發現學術違法,積極揭露學術違法,大力支持執法部門追究學術違法,密切配合司法部門懲罰學術違法。另外,我國還要建立與健全學術執法、學術司法的機制,強化對學術違法的發現和追究力度。”

　　學術抄襲的處罰之困

　　針對學術腐敗,教育部出臺了《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進一步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意見》,要求“在評獎、晉升等過程中實行學術道德一票否決制。對于學術不端行為,要發現一起,調查一起,處理一起,曝光一起”。

　　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成立了學風建設委員會,其主要任務是“通過調研、起草文件提供指導,一般不受理具體事件,具體事件是由學校來處理”。

　　對此有學者指出,正因為由學校處理具體事件,高校害怕聲譽受損,影響到學校評估、申報課題等等,從而包庇隱瞞,消極對待“一票否決制”。

　　因此有學者建議,應建立“學術共同體”,負責監督高校與科研機構對學術腐敗的調查處理,被監督方有義務積極配合。

　　吳漢東認為,規范化學術的建立需要學術活動中的個人自律、團體懲戒、社會監督和法律制裁相結合。個人自律的重點在于提高自身學術品德;團體懲戒包含了高校、科研機構自身的查處,也有學術團體的道義譴責;社會監督包括民間舉報和媒體的輿論監督。

　　獨立于高校之外的民間學術監督力量,舉報靈活、揭發及時,被學術界和社會稱為“學術警察”。但這一稱呼并不準確,因為這種力量只能發現問題,不像警察有處罰權,只能起到一部分輿論監督的作用。往往由于掌握信息不充分、結論不一定科學等客觀局限,還會陷入與當事人的誹謗官司中。

　　媒體輿論通常在事發之后進行監督,雖然可以對造假者形成強大的威懾力,但是無法擔當制度保障。而且由于媒體自身的原因,無法在學術造假事實得到證明之前進行監督。

　　對學術抄襲的處罰之困境,有專家認為,能否建立這樣的制度:來自社會各界的揭發舉報,媒體可以開辟專版、專題節目,向大眾公布,同時對舉報人和被舉報人實施匿名保護,但舉報內容則透明公開。通過這種做法,一方面遏制學術腐敗,懲處不端,另一方面又能避免不實舉報對當事人的傷害。

　　就法律制裁而言,通常,抄襲屬于版權侵權,應在法院受理范圍,但也有部分地方法院傾向于學術問題最好由學術機構自己解決,尤其是在自然科學領域,法院缺乏專業科學審查能力,所以不予受理。有專家認為,法院可以邀請學術專家配合鑒定,而不應拒之門外。學術案件也不只是版權侵權,常常還和濫用或騙取國家科研資金有關,屬于知識產權違法與經濟犯罪的交叉地帶。

　　但即便法院受理案件,在專家看來,我國目前的知識產權法、著作權法對學術抄襲的懲罰較輕,通常只有經濟賠償、公開道歉,威懾力不夠。還有一些被侵權人因為走司法途徑維權成本高,放棄了訴訟。

　　突破處罰之困,需要個人自律、團體懲戒、社會監督和法律制裁相結合,多管齊下。

　　遏制學術腐敗社會有責

　　學術腐敗從根本上講也是社會道德問題。發達的網絡科技,讓今天的學生和學者能夠很方便地檢索資料,科技發達了,道德卻墮落了。

　　談到身邊的“學術抄襲”,一位讀大三的同學告訴記者,“不重要的論文作業一般在網上搜,復制粘貼。很重要的論文自己寫,實在無從下手找槍手也說不定。”另一位今年考取研究生的女生說,“自己不會抄襲,有同學可能迫于無奈,但是對老師抄襲覺得不能原諒,有辱師德。”

　　對青年學子的這些復雜心態,迫切需要正確引導。

　　抄襲之風不止流毒學術界,也發生在藝術界,一些畫家抄襲他人作品,還拿到網上拍賣。

　　針對這些現象,湖北美術學院院長徐勇民對記者說:“經濟快速發展,驅動對利益的追逐,急功近利的心態也侵蝕到校園。學術規范的某些空白之處成了學術腐敗的理想空間。學術腐敗者會認為自己所為,遠不及其他行業的假冒偽劣對社會危害嚴重,比如假藥假酒、劣質奶粉可致人死命。比較而言,抄襲剽竊成本少,風險低,被查出的幾率小,因此心存僥幸。經濟、民生領域的造假有法律制裁,學術腐敗卻常常只有道義譴責。這種負面價值觀形成的社會文化潛流,投機、舞弊和盤根錯節的人情關系,不斷地滋養這些學術腐敗行為,對我們倡導的誠信社會構成了極大的危害。”

　　馬敏也持有相同觀點:“學術抄襲的根源在于沒有誠信。不講誠信,不辨榮辱,所以剽竊造假還不以為恥。人無誠信,做不了真正的學問,更做不出真正的創新。”

　　徐勇民說:“應將法律約束與弘揚道德并重,借法律手段由懲罰達到防治。以優秀的傳統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時代要求,塑造出健康的學人價值觀,以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形成積極的學術價值觀。”

　　專家們表示,唯有依靠共同努力,建立全民崇尚誠信的社會,從根本上鏟除學術腐敗的土壤,才能還學術研究的清新之風,為建設和諧社會和創新型國家打下堅實基礎。 本報記者　夏靜　通訊員　馮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