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祖泉，這個在四五十年前因“做燈”出名的工人科學家，離開塵世到天堂去“做燈”了。當年我代表復旦大學員工的孩子們，為這位電光源專家獻戴紅領巾的情景恍若昨日，那時他還不到40歲。半個世紀以來，他以自己的智慧、才干、辛勞為祖國的電光源事業立下赫赫功勞，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愛迪生”。

　　蔡祖泉辭世翌日，相關報道寫道：抗戰時期，年僅16歲的他就到中法藥廠(延安制藥廠)玻璃制造車間當學徒，生產玻璃藥水瓶。在那里，這個玻璃工一干10 年，其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學的周同慶教授、方俊鑫先生承擔了國家研制X光管的任務，他們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術的助手，點名要了蔡祖泉。3個月后，藥廠少了一個玻璃生產工，而中國的電光源事業多了一位開拓者……我把這段文字粘貼在MSN上，發給了周同慶教授的兒子，他十分感慨地說，那時技工的水平和現在不可同日而語，如今去哪里找當年的蔡祖泉？

　　這句話讓我突然記起鄧偉志先生的一篇文章《每當見到蔡祖泉的時候……》，文章說：“天底下只有一個蔡祖泉嗎？當然不是！在我的記憶中，工人成為工程師、作家、理論家的很多。……實踐第一線是升華出理論的快車道。實踐好比畫龍，升華就是點睛。沒有畫龍，難以點睛；畫了龍以后，便是一點就通，一點就亮，一點就活。”但是，“ 過去能培養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說得精彩，問得卻讓人沉重。

　　蔡祖泉的起點是技工。而技工對于企業的生產流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然更是“愛迪生”們出發的“起跑線”。讓人扼腕的是，這條“起跑線”的被冷漠，甚至被拋棄，已然是不爭的現實，其直接后果便是“技工荒”的出現，尤其是高級技工捉襟見肘。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有技術工人約7000萬人,高級技工僅占技工總數的4%,這與發達國家高級技工30%至40%的比例相去甚遠。其中原因不少，既有人們觀念上的誤區，也有政策導向的失誤，還因高校擴招致使職業教育遭到擠壓，呈日趨萎縮狀。而持續經年的“技工荒”以及產業工人素質的低下，則直接影響了我國的產品質量、技工實踐轉化為技術的能力,并最終阻礙產業結構調整和產能升級。據統計，由于技工缺乏，我國目前企業產品平均合格率僅70%，每年因不良產品造成的損失近2000億元。難怪同樣品牌的商品，國內組裝的質量就是不如“原裝”。

　　一邊是一線生產技工大量短缺,一邊卻是大學畢業生等待就業，這樣的強烈反差難道不耐人尋味么？蔡祖泉離去之際，讓我們在回溯這位了不起的工人科學家的足跡時，更深刻地反思我們的人才觀、價值觀、教育觀、就業觀，從而立志打造一個有利于明日的“蔡祖泉”成長成才的體制機制。若此，蔡祖泉也將笑慰天堂了。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