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被指“學術造假”的風波還沒停息，便傳來任繼愈、季羨林兩位學界泰斗同日辭世的消息。人們禁不住從心底發出一聲嘆息，擔心跟隨大師們一同遠去的還有扎實的學術功底、嚴謹的治學態度。學術身患“頑疾”，造假成風，誰是幕后推手？拿什么拯救？

　　癥狀 學術造假成“頑疾”

　　如今，學術造假者的膽子要多大有多大。某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在個人簡介中所列的77篇論文，被指“全是對某位科學家、某段科學史或國外某種思潮的介紹，任誰找幾篇參考文章都寫得出來”。某校漢語言學院副教授剽竊宋史研究專家周寶珠教授20多年前發表的論文《略論呂惠卿》，竟然“長達1.1萬字的正文只字未改，僅把注釋括號由圓的改為方括號”。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揚感嘆道：“學術造假在今天居然成了一種風氣，并有越演越烈的趨勢。”他告訴記者，現在學術造假的形式、手段、層次比起以往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些名校教授，甚至一些校長、院士也參與其中；抄襲還是小兒科，冒充掛名的現象更令人擔憂。

　　診斷一 評估機制亟待改進

　　最近，剛從廈門大學退休的易中天把大學比作“養雞場”：“現在的大學采取量化管理，規定老師們從講師升為副教授，要發多少篇論文，從副教授升為教授，又要發多少論文。在這樣的制度下，大學里的老師變成了母雞，根本沒有心思好好做學問、好好帶學生，光忙著生蛋發論文了。”

　　豈止是老師，據筆者了解，不少高校有將研究生學位與發表論文數量掛鉤的制度，比如碩士畢業需要發表1篇，博士畢業需要發表3篇，再加上一連串的限制條件，比如必須刊登在A類、B類核心刊物，被SCI、EI等世界著名文獻檢索系統收錄，恰如易中天戲謔的“大學中還規定母雞下蛋要下在什么地方”，結果是不“生蛋”則“滾蛋”。如此“量化考核”，求“量”不求“質”，難免導致學術浮躁。

　　有需求就有“市場”。一位在校研究生揭開其中門道：“現在的‘論文代理’很多，版面都可以買，他們不定期地在學校BBS上登小廣告，從一般刊物到核心刊物，多達幾十種，要價從每版150元到2000元不等。”

　　對此，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葛劍雄教授認為：“中國的學術放之世界，論文數量是增加不少，質量卻并無明顯提高，盲目追求數量上的一流，惡性競爭也自然而生。”他指出：“考評學術的數據可以有很多，比如引用次數，而我國只求‘量’的學術論文有很多是從沒被引用過的。我們最需要的是建立更為合理的學術評估機制。”

　　診斷二 要“打擊”更要“建設”

　　“在國外，學術造假代價太大，根本沒什么人動這個腦筋。”一位英國留學生告訴記者，國外的學術規范讓人如履薄冰，“不僅學位論文，就是平常的課堂報告、課程論文在引用他人內容時都要注明出處，否則放入龐大的論文庫中對比檢索，只要有一個短句抄襲都會被標示出來，受到零分成績、取消學位或者開除學籍的處分。”

　　與此相對的，是中國式的“隔靴搔癢”的處分方式。據某高校教務行政人員透露，學術造假行為一旦出現，有關部門首先考慮的一定是怎樣保全臉面，能瞞則瞞，只要上級部門不追究，往往都從輕處理、內部處理。況且，就目前的法規來看，也沒有明確制裁學術造假行為的條例，造假者大可不必擔心受到法律責任追究。他點出關鍵：“造假的成本和代價都很低，而收獲不少，何樂而不為？”

　　在葛劍雄看來，“打擊”誠可貴，“建設”價更高。他說道：“老師犯錯，應該嚴懲不貸；對于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出現的不嚴謹之處，則應以教育為主，逐步幫他們樹立學術規范。”

　　診斷三 沉住氣把持住自己

　　頗為引人注目的是，近年來身陷“抄襲門”者，多半頂著顯赫的光環，或是教授、院士，或是校長，而且在剽竊案中，大多是他們的學生執筆操刀。方舟子告訴筆者：“學術造假”事件頻出，與科研教育體制的一些弊端有關，官本位的體制導致學術評估權力掌握在行政人員手里，他們沒有能力或沒有精力對學術成果做具體的評估，他們會數論文的數量，卻不看科研工作的質量，從而刺激了各種各樣的浮夸、造假。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承認學術體制的漏洞，卻又指出：“人心是比體制更讓人擔憂的！”當學術造假如洪水猛獸般撲來的時候，楊揚說，“每個人能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持自己”。

　　本報實習生 范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