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間吐露“分配方案偏向領導”；記者就此追蹤調查……

　　我知道我錯了。當聽到績效工資改革要進行時，我們一線的老師滿懷憧憬，內心充滿溫暖！心想：終于盼來了溫總理的關注，盼來了黨的關懷！

　　然而，2010年1月4日16時開始，我們的希望在政策的執行者手中慢慢地撕裂，慢慢地破碎；我們的激動心情在那份分配方案面前慢慢地冰涼———

　　學生們，我知道錯了：我不該布置那么多回家作業，讓你們花上20分鐘去完成。因為數學課和其它課應該是一樣的，沒有回家作業。

　　家長們，我知道錯了：我不該把你們的孩子放學后留下來，幫他補缺補差。而讓你們在寒風中癡癡地等待。我違反了學校規定的放學時間，在此向你們深表歉意。

　　領導們，我知道我錯了：我，沒有體諒你們的難處，忽略了你們的利益，我不該站在教師的層面講話，應當站在你們的立場，從維護你們的利益去看待問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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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的艾米 (有刪節)

　　政策到底向誰傾斜？

　　責任大的收入應多點

　　本報訊 羊城晚報記者陳學敏、實習生唐元報道：“當聽到績效工資改革要進行時，我們這些一線的老師滿懷憧憬。然而，1月4日下午，我們的希望在那份學校制定的分配方案面前慢慢地破滅……”昨日，本報Q友、廣州白云區一小學教師向本報發來一文“認錯”，字里行間訴說“學校強行通過的一份教師績效工資改革方案對普通教師有失公允”。

　　教師質疑：

　　政策到底向誰傾斜？

　　據記者了解，從去年開始，有關中小學教師績效工資改革的質疑聲，在坊間一直未停息過。昨日，記者瀏覽各大教育論壇發現，“廣東教育論壇”中，有80%的帖子都在吶喊教師待遇問題，對于教師績效工資的改革，不少網友以自己的切身體會說明這項舉措暫未落到實處。

　　廣東茂名一位小學教師申訴：“看了績效工資的工資單才知道，績效工資分基礎性和獎勵性兩部分，每個教師每月在工資中扣除了獎勵性工資500元，到期末校長根據每人的工作情況再發放，普通教師一般都拿不到月均500元，因為學校規定領導要比平均數高10%以上，只有做班主任的老師才能達到平均數。因此，我們等于是花了自己的工資給領導埋單，實行領導的績效合法化。”

　　而鳳凰網、搜狗網所作的有關教師績效工資改革的調查中，超過40%的網友都表示，中小學績效工資改革在自己所在學校的實施過程中衍生出了不公平現象，爭論的矛頭無一不指向學校領導：“自己的工資降低了，領導的工資卻提高了。”

　　采訪中，廣州天河區某小學唐老師也向記者吐出苦水：“績效工資明明是應該向一線老師傾斜的，但從學校擬定的實行方案中，我們也感受不到這種傾斜，反而學校領導層的工資漲了不少。”該校負責人表示，績效工資本應是從去年1月開始實施，但至今學校一直都毫無動靜，歸根到底就是老師的待遇“沒談攏”。

　　校方解釋：

　　責任大的收入應多點

　　2008年底，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的指導意見》(以下稱指導意見)。根據規定，義務教育學校正式工作人員，從2009年1月起實施績效工資制度。分配方案的核心原則是多勞多得、優績優酬，重點向一線教師、骨干教師和作出突出成績的其他工作人員傾斜。為此，教育部也出臺了相關指導意見。

　　“各地中小學可按照國家的指導性意見，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相關政策。因此，學校所制定的教師績效工資方案是沒有違反國家政策的……”昨日，記者就此致電“廣州的艾米”所在的白云區某小學求證，校方再三強調，方案是在全體教師大會上表決通過的，“約半數以上的教師投了贊成票”。

　　既然如此，為何還會有教師表現出如此強烈的不滿？對此，校方負責人解釋：“不可能做到人人滿意，絕對公平。”校方向記者強調，他們的確是按照國家意見中“多勞多得”的原則去制定方案的。至于如何去定義“多勞多得”的標準，校方回答：“不同的崗位承擔的責任不同，承擔責任大一些的老師自然收入就多一些。”

　　然而，這一解釋馬上就受到“廣州的艾米”質疑：“既然已經做不到絕對公平，那么學校是否做到相對公平呢？”績效工資與崗位掛鉤，何謂責任大？教師們不得而知，他們追問：“學校領導主管全校事務，教師只是上上課管幾個班，誰的責任更大呢？教師在其中究竟得到了實惠還是成了犧牲品？”

　　老師犯難：

　　衡量教師績效看“減負”？

　　“廣州的艾米”向記者透露，學校制定的方案中，將老師的績效分為德、能、行、績四個方面。而在為學生“減負”這項措施上執行得如何，也成為了衡量教師績效如何的一個重要標準。這一規定讓“廣州的艾米”大為感慨：“難道我給學生布置20分鐘的課后作業，放學時留下一些成績稍差的同學補缺補差，竟變成是‘增加學生負擔，隨便占用學生休息時間’？成為我工作績效不佳的證明？”

　　“廣州的艾米”表示，在應試教育背景下，升學率可以說是衡量學校辦學水平的重要指標。“校長想提高學校知名度，就得用升學率來考量教師；教師要想保住飯碗，就更得視升學率為生命。家長甚至學生評價老師，更是緊緊抓住‘升學率’這個硬指標不放。”

　　廣州越秀區某中學初三學生小王也告訴記者，據他所知，老師的績效一直以來都是和升學率相聯系的。“我們平時說哪個老師好、會教書，其實就是說哪個老師教的班級‘升學率’高。”

　　“在這種長期形成的社會輿論下，學校突然告訴老師：不準再給學生增加學習負擔了，甚至將‘減負’的執行力度作為評價老師工作績效的依據。”“廣州的艾米”表示，這讓他面臨兩難的境地。

　　一些學生家長也紛紛向記者坦言：在應試教育制度下，不管教育部門下達多么嚴厲的“減負”指令，學生家長心里都會有那個牽掛———孩子的考分永遠不會減。

　　有家長擔憂：“如果學校把減負也納入教師的績效范圍，跟工資緊密聯系，我真擔心老師會不會再拿出認真勁來教孩子了？家長希望減負，我們也想給孩子減負，可是考試不給孩子減負啊！”

　　專家分析：

　　多勞多得， “勞”字宜細化

　　“國家在出臺指導意見時的初衷無疑是想造福那些學校里工作成績突出的人員，從而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但究竟‘多勞多得’，這個‘勞’應該怎樣看？我看還得有個‘準’。” 昨日，長期從事教學研究的廣州大學教育學院曹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建議，學校應將教師工作量、教學效果如何？班主任、校長工資如何分配？假期如何考評？諸如此類的這些指標一一進行公開、公正、透明的細化，并真正廣泛地聽取老師的意見，制定出一套相對公正的績效考核制度，不應該讓這一“惠師”政策成為少數人鉆空子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