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高考舞弊已不僅僅是考生的個體行為，而是表現出了群體化和產業化特征，形成了一個利益群體，與高考管理關系密切的個別教育工作者也已陷入其中。如果說舞弊已成產業化、群體化、有組織化和明目張膽化，這樣的集體舞弊仍只是個案，那么看來該給集體舞弊重新定義了。

　　媒體報道，針對社會廣泛關注的吉林省松原市高考大規模“舞弊”事件，12日上午，松原市政府副秘書長來建華代表市委、市政府首次向媒體作出公開回應：松原市今年高考過程中共查出違紀考生33人，都按照規定對考生進行了嚴肅處理。高考結束前，公安機關相繼破獲兜售高考作弊器材或利用現代通訊工具傳遞高考答案的案件14起，控制犯罪嫌疑人34人，收繳竊聽、竊照、無線語音發射裝置683套。

　　一場被教育部定性為“這是嚴重的違法違規行為，性質十分惡劣”的集體舞弊事件，一場讓公眾瞠目結舌的公共事件，如今終于有了下文———被查出的違紀考生33人已按照規定進行了嚴肅處理。此前，因兜售作弊器材被抓獲的兩名老師也已被批捕。

　　看起來，事件到了這種地步仿佛已經暫告一段落，因為當地相關主管部門大有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勢。比如，松原市政府副秘書長來建華否認存在“買場 ”可能，松原市招生辦主任張大軍強調，搶卷子只是突發事件。而調查組也認為，這些案件(搶試卷、教師向學生兜售高考作弊器、替考等等)僅是個案，考場秩序總體來說還是好的。松原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褚春彥說得更是干凈利索，“不能因為個案的發生，就說松原市的高考整體那么混亂”。

　　即便按照調查組的調查結果看，違紀考生33人，利益作弊器材傳誦高考答案的案件14起，控制犯罪嫌疑人34人……也實在算不了只是“個案”，如果說這是個案，那么多大程度的作弊才不是個案？是不是“全軍覆沒”才不是個案？日前，新華社刊文稱，松原高考舞弊已不僅僅是考生的個體行為，而是表現出了群體化和產業化特征，形成了一個利益群體，與高考管理關系密切的個別教育工作者也已陷入其中。如果說舞弊已成產業化、群體化、有組織化和明目張膽化，這樣的集體舞弊仍只是個案，那么看來該給集體舞弊重新定義了。

　　當地官員否認“買場”可能也值得推敲。據報道，高考前幾天，一些有門路的考生家長就從縣教育局拿到一張單子，上面列著兒子所在的考場28名考生的姓名、學校、模擬考試成績單等信息。這是一個大可援引的例證，試問，如果這不是“場”，什么才是“場”？其實，此前，媒體已經披露了松原的某些“場”的傳統和“圍內”“買人”傳統。前者指將考場兩位監考者全部買通，至此那個考生便可不受約束，甚至得到老師幫忙傳遞答案的優待。“買人”則是另一道工序：等到高考前幾天考場確定，以每科5000元左右的價錢打點考場內學習好的學生。

　　其實，尤讓人頗感困惑的是，該調查結果指向的只是學生和兩名老師。眾所周知，在舞弊利益鏈條中，學生只是其中一環，老師也只是其中一環，還有其他重要的環節。比如，更多職務人員的參與。以“買場”為例，據報道，某“買場”成功的家長向人炫耀道：“你要沒有人，都看不到這單子(指提前知道的考場考生姓名、監考老師姓名等等)。”本為機密的名單何以被買走？這足以說明，買場背后必有教育管理部門的職務人員介入。在前些年，松原曾爆出集體舞弊案，后來，有39人被處分，其中處級干部2人，科級4人，監考老師27人。以之參照，可以判斷的是，舞弊的老師和考生只是桌面上的亂紀者，背后洶涌的必是握有權柄的職務人員。

　　其實，當地還有一種“舞弊”現象，即一些權勢家庭的子女被保送名校。有媒體總結道，過去三年松原以省級優秀學生資格保送大學的，竟然全部出自官員家庭，無一人是平民子弟。我們足以看出松原高考亂象何其異化、扭曲，何其積重難返，何其讓人感到絕望。

　　松原舞弊的最終真相是什么？是否就此戛然而止，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從目前態勢看，委實不容樂觀。但這一調查難以取信于民，則是不爭的事實，這從無數網民激憤而持續的抗議和質疑足以看出。為了以證視聽，為了取信于民，不妨由獨立第三方調查松原舞弊事件，或者由當地人大啟動監督程序，邀請有關公民參與調查。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