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抄襲事件被曝光，又是偶然之下獲得的“發現”。今年以來，媒體已經連續曝光了多起學術抄襲事件，但浮出水面的只是冰山一角，被曝光的也只是少數，大量紛至沓來的舉報材料在困擾著版面有限的媒體，使其不得不從中作出抉擇：只能選擇程度最嚴重、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進行報道。相比較而言，程度較輕、問題不那么嚴重的案例，就只好舍棄了。

　　媒體遭遇的這一尷尬現實，說明了我國的學術共同體內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抄襲、造假、捏造實驗數據等學術失范行為，正嚴重侵襲著這塊原本應該純凈的領地。事實上，這些行為也正是我國建設成為創新型大國所面臨的最大隱憂。因為一些原本以為古董般值得珍惜的成果，后來發現竟只是仿制的贗品而已。但當前的學術共同體內更為等而下之的現狀是，贗品都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次仿制，還被拿出來當原創成果。

　　屢被曝光的學術抄襲事件，讓公眾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認識。但人們不明白的是，為什么如此多的抄襲事件被曝光后，類似事件仍然接二連三，甚至愈演愈烈，以至于讓一些所謂的“史上最牛抄襲案”很快變成歷史，從而讓人們感嘆“沒有最牛，只有更�！�；而涉案的層級也越來越高，教授、博導、校長開始頻頻卷入，社會輿論因此也不免有了“一蟹不如一蟹”的觀感。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筆者在觀察了多起學術抄襲案后發現，有三個方面值得重視。

　　首先，是對抄襲的定性上，抄襲者總會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比如學生在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出現抄襲，總容易歸之于學校要發論文才能畢業的規定；而大部分畢業論文的抄襲事件，則大都會歸之于就業壓力大導致沒有時間寫論文，以此博取同情。教師或學術研究人員的抄襲，也經常會歸于評職稱的壓力、學校的要求等。

　　但正如窮不能成為偷的借口一樣，抄襲就是抄襲，也不應有任何借口。在哈佛大學的“抄襲”規條中，追溯到拉丁語中“抄襲者”一詞的來源是，“抄襲者(plagiarus)也被稱為誘拐者、綁匪，因為在古代，誘拐者常常偷盜小孩�！惫�佛大學的“抄襲”規條中，也直接將抄襲定性為是一種 “說謊、欺騙和偷竊的行為”，因為“當你剽竊時，意味著你偷竊了其他人的腦力產物，但你卻依然堅持說這些東西是你自己的，并且依靠這些并非由你真正完成的東西而得到好評，所以你是在說謊與欺騙”。

　　毫無疑問，在任何社會，“說謊、欺騙和偷竊”都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失范行為，這種行為不應有借口。

　　其次，這些案例也暴露出了學術共同體內學術規范教育的缺失。更為可怕的是，這種缺失不僅出現在了新進入學術共同體內的人群中，也出現在了一些知名的學術研究人員甚至學術共同體內的領導者身上。

　　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2006年，筆者采寫的某院院長與學生共同署名發表的論文涉嫌抄襲一案，當時，這名院長的辯解是，事情由學生所為，他并不知情，只是學生在發論文前告訴他會掛他的名字，他沒有制止，也沒有要求看論文，反而認為“這是個好事情，應該去支持”。這一說法，充分暴露了他在學術規范上的無知。

　　近日，遼寧大學和廣州中醫藥大學相繼曝出的學術抄襲案，分別牽涉到一名副校長和一名校長，這兩名當事人的辯解，也充分體現了我國學術規范教育的缺失。

　　如遼寧大學在回應副校長陸杰榮與其帶過的學生共同署名的論文涉嫌抄襲事件時就表示，從陸杰榮那了解到的具體情況是：幫學生修改論文后，學生說想在期刊上發表，但需要有陸杰榮的第一署名，以方便發表，陸同意了這一要求。這無疑是對“不參與研究，不得署名”這一常識性的學術規范的背離。而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在回應抄襲舉報時也聲稱，“文獻綜述肯定是有相同的東西”，但問題在于，據統計，這篇5萬字的論文，與他文出現了40%以上的雷同。而國內的學術規范大都認定，幾百字以上的雷同或十分之一以上的引用而不注出處即屬學術不端。

　　由此可見，連教授、院長和校長們對學術規范的認識程度也僅是這樣的水準，可見我國的學術機構內確實急需有全面且深入的學術規范教育。

　　第三，處理結果敷衍了事或者輕描淡寫，是當前學術失范行為頻發的最重要原因。

　　筆者熟識的一位博士，舉報廣東某高校一位教授的博士論文系抄襲自他的博士論文，但舉報至該校校長等人，雖一度看到希望，最終卻發現都是在受到校方的敷衍，毫無結果。后來怒而起訴該校至法院，法院拖了很久才開庭不說，最終也沒什么結果。與此同時，相應的證據也在被銷毀，如存在國家圖書館的涉嫌抄襲的論文被該校以涉密的理由抽回等。而這名博士，也在網上受到了辱罵、人格侮辱等攻擊。此事已歷時3年，他感嘆說，早知道維權這么難，他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當作沒看見了。

　　事實上，學術抄襲案屢禁不絕，關鍵在于敷衍了事和懲處不力。社會中的任何行為，如果能取得違規的收益，而不會承擔違規的成本，人們自然會趨之若鶩。筆者認為，我國當前學風和學術道德維護機構的不作為，正是造成學術抄襲這一痼疾無法被最大程度鏟除的根本原因。 葉鐵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