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有人舉報，西南交大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黃慶發表的兩篇論文涉嫌抄襲，此事在網上引發熱議，西南交大師生也人盡皆知。如今兩年過去了，西南交大給出的回應仍只是“已經開始查了”，該校校長陳春陽一邊表示“不管是誰抄襲都將嚴懲不貸”，一邊表示調查結果“不一定向全社會公布”。

　　又是大學副校長涉嫌抄襲，真不知大學的顏面何在，學術的斯文何在。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抄襲事件曝光后，盡管校方極力為陸杰榮護短，但畢竟很快作出了回應，并確認抄襲屬實。相比而言，西南交大的護短行為更加赤裸，兩年過去了仍沒有調查結果，即使有結果也未必向社會公布，把一所公立大學的學術丑聞當成單位內部私事，把納稅人供養的大學副校長的學術道德當作個人隱私———如果說抄襲事件“有損西南交大百年老校的聲譽”，那么寬容、包庇抄襲才是對這所百年老校的羞辱。

　　兩所大學副校長的抄襲丑聞，見證著當下學術風氣之敗壞、學術潛規則之盛行。剽竊抄襲、弄虛作假、一稿多發、掛名學術等學術潛規則已是人所共知的“秘密”，但還有另一種更可惡、危害更嚴重的學術潛規則正橫行學術界，那就是對學術腐敗的容忍、寬容、縱容乃至包庇。

　　其一是有關單位的寬容和包庇。所謂寬容，如遼寧大學對待陸杰榮，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遼大給予陸杰榮的處罰也僅僅是“作出深刻檢查”了事；所謂包庇，如西南交大對待黃慶，將證據確鑿的抄襲行為模糊化，讓學術不端者穩坐副校長之位繼續為博士生“傳道授業解惑”。

　　其二是被抄襲者的容忍和寬容。且舉一例：廣州體育學院院長許永剛2006年發表的一篇長6000余字的學術論文，其中近5000字與他人公開發表的論文完全一致。對于如此確鑿的抄襲行為，被抄論文的第一作者李艷翎卻大度地說：“我們自己處理，以人為本，和為貴”；被抄論文的第二作者鄭吾真則更加超脫：“ 我退休了，已經不太在乎這些東西了。”連被抄襲者都表現得這樣無所謂，別人又如何較真兒呢？

　　其三是相關制度的寬容和縱容。學術上的抄襲剽竊、弄虛作假屬于什么性質的行為？只是一個學術道德問題嗎？侵權者與被侵權者之間可以私了嗎？針對這些問題，近年來人們一直呼吁加大對學術腐敗的處罰力度。可是，相關法律和制度的缺失，讓我們對學術腐敗的處罰面臨著“無法可依”的尷尬。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原院長陳進在研制“漢芯”過程中弄虛作假、欺世盜名，這一震驚中外的造假事件最后僅以撤銷陳進的院長職務而告終。想想看，假如韓國“黃禹錫事件”發生在中國，黃禹錫斷然不會被起訴，甚至不至于被鬧得身敗名裂。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學術潛規則，一些人動輒將之歸咎于不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學術評價機制問題確實需要重視和改進，但這絕不是學術腐敗的借口，如同法規不完備并非違法犯罪的理由一樣，一個社會不可能無人違法，關鍵是要做到“違法必究”。實際上，那些將學術腐敗歸咎于學術評價機制的人，往往就是不合理學術評價機制的最大受益者———筆者所知道的一名高校教師，從來不知道論文怎樣寫，所發表的數十篇論文都是掛名或別人代筆的，他卻靠此評上了教授，并擔任了碩士生導師。

　　學術研究是探尋真理的工作，最需要實事求是精神。筆者始終不明白，在一個將實事求是作為改革發展的法寶、將創新型國家作為發展目標的國度，相關制度何以對學術腐敗如此寬容？　　□晏 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