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14年的大學生輔導員，謝雅維深感學生輔導工作的分量有多重，也頗為當代大學生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焦慮。談及這些問題，作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黨委副書記的謝雅維心情很沉重：“盡管大學生思想狀況的主流是積極、健康、向上的，但是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大學生中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有些問題我能幫助他們解決，有些則無能為力。”

　　過高的期望，焦慮的心理

　　大學生的心理問題已經引起教育、心理、醫學及社會工作者的擔憂和重視，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它已成了影響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重要因素。近年來，高校里的自殺事件并非個別。謝雅維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凸現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多方面的失職。

　　她的學生中，也曾經發生過類似悲劇。盡管事情已經過去幾年了，謝雅維談起那起“跳樓事件”，仍然十分心痛。她說，那個學生非常優秀，還是校報的副主編，平時看起來也很活潑開朗，實在沒想到，他會在深夜里爬上學校最高的樓頂……后來，心理分析師說這個學生是“陽光抑郁”，即在外人看來很優秀、很陽光，其實內在卻隱藏著灰色的心理。

　　導致這個學生走上絕路的直接誘因讓人難以置信：僅僅因為當天他主編的報紙清樣，送給審閱的老師，老師沒來得及審閱。這件事給了謝雅維極大震動。事情過去了這么長時間，她一直在思考它、理解它，尋找它的來龍去脈。在謝雅維看來，其實現在有不少大學生像那個學生一樣，陽光燦爛的外表掩藏著難以琢磨的心理。

　　她認為，從小到大都承載的過高期望，是籠罩在孩子們頭頂的沉重烏云。從上小學起，孩子們接受并不斷被強化的觀念就是考大學，考好大學，有大出息，這是來自家庭、學校的期望，也是整個社會的理念。過高的期望，使得不少學生長期壓力過大，心理變形。結果，不知何時現實中的一點點挫折，就可能成為導火索，引發心理崩潰。

　　很多家長在充分滿足孩子們物質需求的同時，卻忽略了他們的精神需求。一名來自湖北省黃梅縣農村的女學生，成績一直十分優秀，卻在大學期間多次出走。這名學生的父母在上海打工，父母對她惟一的關注和期望就是她的學習成績。然而，從中學里眾目睽睽的焦點，到大學里相形之下的遜色，使她的內心失去了平衡。尤其是與城里女孩比起來，不僅沒有之前的優越感，反而覺得十分自卑，這時，心理危機就出現了。

　　謝雅維說，她去過一些農村中學。在那里，高中生接受的是近乎嚴酷的封閉管理，早晨五點半起床，接著就是學習、學習，很少運動，考學是學生以及學校的絕對目標追求。

　　經濟學上有一個關于幸福的公式：幸福＝效用／期望。期望值過高，幸福感就會變低。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過高期望值，帶給學生的往往是焦慮、抑郁、困惑和失落。

　　激烈的競爭，沉重的壓力

　　網絡一些聳人聽聞的“調查結果”，引發了人們對于大學生思想道德狀況的爭論，“超過半數的女大學生不反對做‘周末二奶’”、“二成以上的女大學生認為‘傍大款’很正常”等等，這些調查有多大的可信度姑且不論，但是大學生中存在的急功近利、誠信缺失等問題卻不容忽視，“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找個好老公等于少奮斗十幾年”等觀念比比皆是。

　　謝雅維說，在全社會泛功利化的背景下，一些女大學生因為虛榮而產生了扭曲的心態，在選擇感情、婚姻時置金錢于愛情之上，這很可能會使她們嘗到后續的惡果。而在這些扭曲心態的背后，不僅是家庭和社會教育在某些方面的缺失，也是扭曲的競爭壓力帶來的后果。

　　就業的壓力加大，競爭的壓力加劇，使不少大學生產生焦慮。而競爭中一些不合常理的所謂“潛規則”，如在就業中不一定是看能力、看水平，而是看關系、看“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讓許多大學生失去了心理平衡。“再比如錄取研究生，有時候我們也主動跟那些可能找到其他途徑的學生說，從正常的途徑已經無能為力了，你得想想其他法子了。”競爭失序，社會不良風氣的侵蝕，使大學生們十幾年來從書本、從老師那里獲得的道德觀念、價值體系產生動搖甚至顛覆。由此，象牙塔就難免不清靜，也難免會出現種種奇談怪論甚至扭曲行徑。

　　考試作弊是大學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對此，學校的規定一般都很嚴格，一經發現就可能開除學籍。然而，這樣的處罰規定，卻使得很多大學老師心里犯難：抓到誰就等于徹底毀了學生的前程。所以往往下不了手。這也使得一些學生心存僥幸，相信老師不會輕易抓人。而這又導致另外一些學生產生不正常的競爭心態。于是，一些大學生就把誠信的責任推托給了別人，而不是自己承擔。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許多80后大學生習慣于把自己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戴上耳機在網上生活。“我們這一代人，可能戴上耳機，聽不到周圍的聲音就有一種不安定感，但是他們不一樣，可能帶上耳機才覺得安定。”這一生活方式，也讓一些大學生生活、心理漸趨封閉，對周圍的實際生活不關心、不信任，喪失責任感。

　　謝雅維說，目前大學生面臨很多新問題，但學校輔導員人力有限，不可能走入每一個學生個體中。對班主任老師雖然有一定的課時補助，但是作為高校老師，考核的主要依據還是學術成果，對于與學生的溝通交流，除了激勵，更需要時間、精力和愛心的付出。

　　體制的不順，學生的無奈

　　“其實，各種矛盾歸結到一點，就是應試教育的高考指揮棒作用。”謝雅維說，“因為這樣選拔人才的機制，使得在基礎教育階段，學校、家長都過于關注孩子的成績，卻沒有在孩子人格成長、情感發育、心理教育及多方面發展、因材施教等方面下工夫，使孩子成長上的問題越積越多。大學生存在的諸多問題，其實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各類問題的總爆發。”

　　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中的種種弊端，也沖擊著大學生的心理。一些所謂的熱門專業重復設置、擴大招生，加重了畢業生的就業壓力，而有些學校甚至只管擴大招生數量，不顧培養質量和就業出路，把經濟利益完全置于社會利益之上。“比如播音主持專業，社會需求的人才是有限的，我們一直將招生規模控制在25人，但有的高校一下子就招錄七八十人，明顯沒有就業出路，只會加大學生的就業壓力。”

　　在高校里，學術剽竊的問題凸現，而比學術剽竊更為嚴峻的是學術腐敗。“專家教授們越來越失去學術品格，屈從于種種考核、評比、項目、課題，屈從于領導權威。這種教育環境，也對大學生造成了一定沖擊。”

　　跟隨學生到農村高中支教，謝雅維感覺到“新高考無用論”在農村已經有一定的市場。一些高中生有一種悲觀心理，覺得報考也不一定能考上，考上后也未必能有好工作。而父輩甚至同輩的經歷告訴他們，打工也可以有出路。她說，這種現象有積極的一面：這些棄考的學生可以做其他的選擇，選擇學一門技術，做一名藍領到社會最需要的部門中，使得市場可以更加合理配置資源。但在另一方面，這也需要我們的高等教育資源盡快作出調整，合理配置專業，適應社會需求。 (皮曙初 閆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