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學校是政府教育行政機關附屬物的景況，只要大學和教授都要臉，貪腐舞弊自能基本絕跡于大學

　　文/李楯

　　除了靠來自權力的特許支撐外，北大招生用3%的名額由指定的39所中學校長推薦的做法一開始就受到諸多質疑。如果我們還能認為這是一個高考改革的舉措，那么，由于它的構想幾乎完全是依附在形成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全國統一高考制度的“肌體”之內，如果它沒有進一步的突破，就必然面臨尷尬——它不但無法給出能使質疑和提問者滿意的答案，而且面對各種各樣的質疑和提問，它的實施將從一開始就背離“自主招生”的高考改革本義而“走樣”、“變味”。

　　北大將拿出3%的名額實行“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的消息一出，就遭到互聯網上調查參與者中多數人的反對，這些人之所以反對，針對的不是作為教育改革組成部分的高考改革，而是作為社會腐敗組成部分的教育腐敗——既然中共中央文件都談及影響社會和諧的七問題之一就是“誠信缺失，道德失范”，既然小學、中學、大學貪腐之事屢見報端、當事者獲刑絕非個例，既然高考舞弊，研究生、教授抄襲之事層出不窮，公眾何以相信“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的兩端能獨善其身呢？但反腐歸反腐，教改歸教改，各應有不同方法以應對。

　　當39所有推薦“資質”中學的名單一出，公正問題馬上就被提出了——沒有入選的名校提出：“北大選擇學校的標準是什么？應該公示”；并非名校、辦學條件差一些的學校、西部的、貧困地區的學校、農村的學校就一定沒有素質異常好、足以推薦的學生——因為素質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而非后天教育的；校長可以推薦，教師就不能推薦嗎？后者對學生的評價似乎更有發言權。又有旅美學者提出：在美國，著名大學接受推薦的往往是生于貧困境況，本人勤奮、品德優良、有志向，而又素質異常優秀者；相反，本已出自名校，素質優秀，大學會認為你完全有能力自己通過一般途徑進入，何必特殊對待？

　　為了回應外部的不信任，入選的校長紛紛表示：面對北大的“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自己絕不敢自專，會由學生申請、上報材料、教師排名、德育副校長、教學副校長、年級組長等一起上會討論、張榜公示，然后再聽取學生代表意見、家長代表意見。更有甚者，有校長表示：要成立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最后，校長例行公事地簽名“實名推薦”，正所謂古代的“與其專罪”不如“惡有所分”。

　　再看北大的表態：有嚴格的審核；有推薦不實者，取消推薦中學資質的規定。似乎有貪腐舞弊的，只可能是中學，自己絕無出問題的可能。

　　教育改革，在于消除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教育政策影響的遺存；改變中小學教育為應試、大學教育為就業的方向，使教育重歸于為每一個人的人生奠基，培養會與人交往、合作，會學習的人這一教育的原點上。教育的主旨不在選拔、培養人才(包括所謂“自主創新”能力人才)，人才的出現，只是良好教育的自然結果。教育不是為了“生產”出備用的人力資源，以作為經濟、社會發展和各項工作的“投入”，而是以人格健全、能靠自主選擇使自己的生存質量不斷提升的人為其最終的“產出”。教育體制改革，在中國，首先須改變學校作為政府行政機關附屬物的狀況——就像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改變企業作為政府行政機關附屬物狀況那樣，還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主體地位。

　　因而作為教育改革組成部分的高考改革，就是要改形成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教育部直接領導的統一高考為各校自主招生或聯合招生，改大學單向選擇為考生、大學雙向選擇；以“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為基本制度，輔以對因歷史制度原因(如城鄉分治等)而不能受到公民本應均等享有的良好教育的人群的政策傾斜(設置保障名額，另定錄取標準)，以及，對個別特殊情況的學校自主決定。

　　不因把“公正”、“公開”等適用于政府的規則和“民主”、“少數服從多數”等適用于立法機關的規則，不加區別地移用于學校。其實，學校，特別是大學，是另有規則的。那么，怎樣保證教育自主而學校不腐敗呢？改變學校是政府教育行政機關附屬物的景況，只要大學和教授都要臉，貪腐舞弊自能基本絕跡于大學。我們看看世界層面的名校聲譽，情況自能知曉。大學是自會招生的——否則，連生都招不好，還配叫大學嗎？

　　回過頭來看今日的北大高考改革：好的方面，給了一個大學和極少的中學校長以極其有限的辦學自主權；不好的方面，增添了新的一種依附在舊高考制度上的“加分”。教育改革，不進則退，相信教育改革真正推進后，今天的這種做法只會是歷史上的一個小小印跡而已。□

　　李楯：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專家網絡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