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地位卑微、工作繁重，卻從不忘教書育人的天職；他們收入微薄、生活清貧，卻從未減少對教師職業的熱忱。最近，記者采訪了已創辦10年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凌智小學，為老師們在簡陋辦學條件和艱難生活環境下的堅守深深打動。他們是農民工子女學校教師這個特殊群體的代表。

　　生活窘困 身份尷尬

　　在武漢市江漢區漢興街新松里社區，記者找到了凌智小學。學校400多名學生，分為6個年級，在租借來的一棟5層樓房上課。學校沒有校園，沒有操場，屋頂和街巷是學生們的活動場地。在高樓林立的大都市，這所簡陋的學校被人們稱為“屋頂”小學。

　　凌智小學有17名教師，大部分是農村民辦教師和武漢市的退休教師，此前都有著10年以上的教齡。他們目前的月收入在700元到1000元之間，生活普遍比較窘困。

　　今年53歲的朱中繁負責學校的管理工作，還兼任六年級兩個班的語文老師。他的妻子劉桂先也是凌智小學老師，教一年級的語文。作為最早加入凌智小學的人員，他們夫妻二人已經在這兒執教10年了。

　　朱中繁夫婦的家離凌智小學不遠。從凌智小學出門，穿過一個喧鬧的菜市場，一拐彎，就到了他們租住的房子。剛進門是兼帶走廊的廚房，里面是隔起來的兩間不足6平方米的房間，沒有什么家具，卻顯得很擁擠。朱中繁告訴記者，來武漢10多年，他們搬了幾次家，在這兒已住了5年，是時間最長的了。

　　王喜平原在武漢市黃陂區王家河鎮一所村小教書，2004年來到凌智小學。去年，老家王家河鎮太陽村換屆選舉，王喜平被推選為村婦女主任，但放不下孩子們的她還是選擇繼續留在凌智小學。王喜平現租住在妹妹家，妹妹照顧她，每月只收租金200元。

　　今年44歲的劉建佳老師原是湖北省嘉魚縣一個國有農場的民辦老師，2004年春季開學時來到凌智小學。劉建佳老師的家搬了幾次，現在租住的一室一廳，每月300元房租。房間里除了兩張床，就是一摞摞裝著衣物的紙箱。一部電視機是從家電修理攤上花200元買來的，冰箱是最好的家電了，是女兒10周歲生日時親戚們合送的。

　　劉老師對記者說，生活苦點倒也沒啥，本來就是農村出來的，緊日子過慣了。尷尬的是他們現在的身份——既不是公辦老師也不是民辦老師，成了漂在城里的一個群體。

　　雙重責任：“既當老師又當媽”

　　雖然老師們工資微薄，但他們對自己的職業都充滿了敬畏，一絲不茍地培養、教育著一個個農民工子女。

　　學生的家長們來自河南、湖南、安徽、青海和湖北農村，基本都是在附近的建材市場、火車站打工，有當搬運工的，有擦皮鞋的，有賣菜和擺早點攤的。他們每天都早出晚歸，為生存奔忙，對孩子的教育根本顧不上。凌智小學創辦人孫紅楓校長告訴記者，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們就不僅要完成教學任務，還要當好孩子們的“業余保姆、業余媽媽、業余警察”。

　　王喜平老師說，有些孩子的基礎差，壞習慣多，而且流動性大，很難管理。她所教的學生，沒有一個從一年級讀到六年級的，或中途轉來，或中途轉走了。有一個孩子上周五還在上課，可這一周有三四天都不見人，她著急了，四處打聽，原來已經被家長轉回鄉下了。

　　她告訴記者，這一帶治安情況復雜，孩子們很容易學壞，因此自己不僅要教課，還要管好學生，矯正他們的行為習慣，使他們免受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

　　記者采訪時，正碰上潘翠珍老師去家訪。原來，一個叫何濤的學生兩天沒做作業，聽同學說他放學后就去上網。潘老師帶著幾個同學，這會兒正準備到何濤家附近的網吧去找他。

　　潘翠珍是武漢市退休語文教師。在36年的教學生涯中，她曾多次獲得優秀教師、先進班主任的榮譽稱號。她在退休之后加入了凌智小學，不僅教四年級的語文課，還兼教一至六年級的音樂課，每周平均要上24節課。因為課程多，潘老師往往是上完一樓的課就奔向二樓，完后再奔向三樓。但潘老師說她很享受這樣的忙碌：“因為喜歡教育工作，這也算我的一個精神支柱，而且農民工的孩子更需要關心啊。”

　　有一次，潘老師在過馬路時被一輛飛馳而過的摩托車撞倒，腰部、腿部、胳膊淤青一片。去醫院檢查完，她就執意要回學校給學生上課，校長和同事們怎么勸都不行。她說，如果一天不去，孩子們就沒人管。校長拗不過她，只好派兩個學生照顧她，讓她回到了教室。

　　“我們學校確實條件不好，但不能因為教學條件差，就不對學生負責任，”劉建佳說。沒有教具，老師們就親自動手做。最難教的是科學課，因為許多實驗都沒辦法做，孩子們顯微鏡沒見過，滴管、燒杯沒見過，放大鏡還是老師從小攤上買的。講化學反應，比如鐵是如何生銹的，只能講理論知識，這樣老師就要多下點工夫，爭取通過講就能讓學生真正理解并接受。

　　劉老師說，當得知自己教過的學生考上了重點中學，或獲得奧林匹克競賽獎時，自己感覺最欣慰。

　　后顧之憂：“老來怎么辦？”

　　凌智小學的老師除了幾百元工資，享受不到其他的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障。記者采訪時，老師們大都流露出這樣的擔憂：“老來怎么辦？”

　　王喜平感慨地說，當了這么多年老師，職稱沒得評，不過即使評了職稱也沒有什么用。關鍵是沒有社保，老了成問題。有時想起來心里真不平衡，我們和公辦老師有什么不一樣呢，甚至吃的苦更多，付出的更多，待遇為什么就兩樣？

　　王老師再三說，苦一點沒關系，現在的苦都不算苦。最希望的是有一天，有關部門能幫助解決社保問題，讓我們老有所養。目前，大家都還守著這個“沒有希望的希望”！　

　　劉建佳老師說，我們曾算過一筆賬，將以前的社保一次性補起來要3.7萬元，到哪里去湊這么多錢啊。希望有關部門能從實際考慮，將以前的社保補起來，建立一個社保平臺，此后就自己交。他說，前年有一個說法，市里、區里出一點，學校出一點，老師自己出一點，要辦社保了，可現在沒個音訊了。

　　朱中繁說，他曾經對校長提過社保的事情，但孫校長說自己辦這個學校已經不容易，實在無力解決大家的社保問題。

　　孫紅楓校長對記者說，辦這個學校真難啊，經常想到打“退堂鼓”。特別是去年房租翻一番后，就到處找房子搬遷，一個暑假都沒休息好。要是這個學校不辦了，幾百個學生怎么辦，而且現在很多社會人士都在關心凌智小學。“不能對不起像自己孩子一樣的學生，也不能辜負社會的關愛，不能讓他們失望！”

　　孫校長希望政府部門和社會更加關心農民工子女學校和學校里的老師們，特別是老師們多年遺留下來的社保問題，沒有政府的關心支持是很難解決的。此外，她還希望市里對農民工的一些優惠政策，能惠及學校的老師們。比如朱中繁老師，在武漢打工都10年了，培育了一茬茬農民工子女，完全可以評上武漢市優秀農民工。如果那樣，朱老師就可以在經濟適用房等方面得到照顧。 (俞儉 閆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