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高校事態紛紜。本版特刊發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郭世佑在2007年7月本校新教師上崗培訓班上的演講舊文一篇，以資讀者諸君考察。囿于篇幅，有所刪節。

　　1 給新教師作講座，談如何做一個合格的教師，對我來說既是一種信任，也是一種壓力。在以后的職業生涯中，我做教師做得怎樣，將置于在座各位的監督之下。一個大學教師或者教授如果也像某些行政官員一樣，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即使不是人品有問題，那也是有點無聊的。

　　嚴格地說，作為政法大學的教員，我也只是一名新教師。我是2003年8月受法大的感召，離開浙江大學而來的，只比你們早來4年。我對法大的了解只比你們多一點點。

　　在我們國家的大學教師崗位上，我已呆了25年。我的教學經歷既簡單，又有點復雜。我從1982年大學畢業，25年來，一直守候在教學崗位，沒有離開過超出一個月的時間。后來攻讀博士學位，也是在職而已，堅持上本科生的課，還帶研究生，既當學生，又當教員。但我換了4所高校，從最基層的高校教起，比較辛苦。

　　我之所以離開浙大，不是浙大對我不好，不歡迎我，其中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徐顯明校長在動員我加盟法大時，有一句話把我打動了。他說：“我們政法大學的本科生源是非常優秀的，高考分數很高，但師資相對不夠。”他希望能從多學科的角度來培養這些非常優秀的學生。我很喜歡非常優秀的學生，也愿意給自己設置挑戰，所以來了。

　　法大的學生特別重感情，讓我感到很親切，這至少與許多浙大的學生沒有什么差別，有的還擔心我來法大后感到失落，就經常用郵件來安慰我，鼓勵我。每次上課結束后，他們都要用掌聲來感謝師長的勞動，講座完了還一定要送我回家。我也常想：到了法大，能走近這樣一批學生，即使苦一點，累一點，甚至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各位新教師，這是我首先想通報給各位的一個重要信息：法大的學生在整體上是很優秀的，不僅智商高，而且情商也不錯，他們不會虧待你們的。

　　各位剛剛畢業，剛剛為完成畢業論文、為找工作經過了一番折騰，還沒喘過氣來，又將面臨新的折騰，要發論文啦，完成教學工作量，要好好備課啦，還有學術研究的壓力，還要準備經常填寫各種量化的表格，還要在新單位搞好人際關系，先搞清楚有哪些復雜的派系，還要賺錢買房子、成家、養孩子，的確不容易，也許面臨人生的一個轉型時期，很辛苦。這些都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學校給我的題目是討論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師。我就只能圍繞這個問題，談幾點個人體會。

　　我覺得，做一個在評比表上能合格的教師不難，在同行的經常性評比中，評出一個“優秀教師”也不難，難的是能不能做一個讓多數學生在心里覺得“合格”，并能留在某些優秀學生的記憶深處、影響他們良性成長的教師。要讓學生覺得合格的標準才是真標準，而且要讓他們畢業后也覺得你依然合格，依然值得牽掛，讓他們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擁有你這樣的教師感到欣慰。在這方面，我自己做得并不怎么出色，我總覺得，學生給我的遠遠多于我給他們的，如果他們過于客氣，我反而覺得不安。

　　2 坦率地說，我的專業(歷史學)與職業(教師)都不是我自己愛好和選擇的結果，當時很不甘心，現在卻并不后悔。學歷史也罷，做教師也罷，我都屬于“先結婚，后戀愛”。不過我有一個樸實的理念，就是無論學什么，做什么，學一門就要像一門，做一行就要像一行，別讓別人為你操心，說你的閑話。

　　雖然如今走上大學教學崗位的都是博士，但在目前的大學制度之下，我們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學術訓練是很不夠的，我國博士論文的整體質量令人擔憂。我們還需要努力。

　　教師無疑屬于知識分子群體。關于知識分子，有很多種定義。艾森豪威爾最欣賞的定義是：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講述比自己知道的事物更多的事物的人，就叫知識分子。我們千萬不要當這種知識分子。其實艾森豪威爾就不喜歡這樣的人，乃至對知識分子群體還有偏見。王小波說，他特別喜歡把知識當做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我們要盡量做這樣的知識分子。如果按照美國《時代》周刊有篇文章對知識分子下的一個定義，是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的善意的批評者，那就更好。

　　至于怎樣把教師的職業做好，除了必須具備作為教師的基本功與學術研究的基本功之外，還要準備好兩個心理素質。

　　第一要有愛心，要愛護學生，把他們當朋友，用愛心影響他們的心智發展。愛因斯坦說過，學校要培養和諧的人，而非專家，即那種既富于個性又有益于社會的人，這就離不開愛心。凡是與人打交道的職業，愛心都很重要，特別是教師、醫生、司法三個行業。作為教師，如果沒有愛心，你的才華再出色，你不可親。當然，如果沒有一定的才華，你不可敬。

　　第二要保持做學生的心態，經常換位思考。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要想做好教師的職業，先要做好學生，而且要準備做好一輩子的學生。

　　為什么這么說呢？在我看來，只有先做好學生，你才知道什么樣的教師才是真正受學生歡迎的，才知道自己的優勢與不足是什么，你會經常自覺地進行換位思考，在這樣的思考中不斷地提高自己。只有準備做好一輩子的學生，你才會始終帶著一份謙卑與敬業的心態，對待自己的學生和一個多少有些難度的職業。

　　面對不同面孔的學生，要向學生學習，學習他們的淳樸善良，盡量保持年輕的心態，適當天真一點，幼稚一點，好好地創造生活，享受生活，不要太成熟，不要成熟得很世故，不要世故地對待不同家庭背景與不同學習程度的學生，世故地對待你的教師職業。

　　美國歷史學家杜蘭特說，教育是一個逐步發現自己無知的過程。我自己就有一種先做好學生，還要做好一輩子學生的信念，堅定不移。

　　順便報告各位，當我做學生的時候，無論是中小學時期，還是大學階段，研究生階段，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都算一個比較像樣的學生，許多教學出色的教師都挺喜歡我。我的許多師長都還健在，他們可以作證。我除了在初中時的數學課堂上，把一個不懂裝懂的實習女教師氣哭過之外，好像還沒有哪個任課老師不歡迎我。而且我還不是一個特別在意分數的學生，還有獨立思考的習慣，也有換位思考的習慣。當學生時，我就想，如果我是教師，這門課該怎樣教更好；后來當了教師，我也常想，如果我是學生，我會喜歡什么樣的教師來教這門課，怎樣教才會讓學生收獲更大一些。

　　3 作為教師，我們不妨抓住某些原則：

　　一是責任。如今這年頭，往往是憑良心做事，要有職業責任感，在質量上盡量把關，寧愿自己累點，自討苦吃，包括參加論文評審與答辯，都應當切實負責，不要走過場。對于學生的答辯，我主張投票時固然可以適當松一點，但一定要把某些要害問題指出來，盡量提出一些有價值的修改意見。我們還有責任指導旁聽的學生。考試閱卷時，盡量不要找別人代理，要了解動態，改進教學。

　　二是做人。應該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因為做人不是能力問題，完全是態度問題。如果只教學生做人，那可能會是一種無效勞動，關鍵是你自己怎么做，或者做得怎樣。我們要求學生要有人文素質，那么我們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要有所體現，而不是臨時裝出來，不是見了不同的人，就擺出不同的模樣。我們不太喜歡學生說假話，就應該保證自己不說假話。

　　三是偏愛。偏愛也許是難免的，但不能讓它泛濫，更要注意理性的偏愛。我評判學生的標準不太看重考分，而是看重學生的做人，還有提問題的習慣與質量。

　　我們沒有理由不喜歡提問題的學生和調皮的學生，千萬不要打擊他們，要盡量引導他們。教師雖然沒有糟蹋學生、傷害學生的權力，卻最容易糟蹋人和傷害人，特別是對那些有潛力有個性的學生。我們的教育好像就是培養聽話的學生，這是很糟糕的。

　　我們要關注那些容易被冷落的學生。對于旁聽的同學，更要一視同仁，歡迎他們融入到我的課堂，盡量不讓他們感到有什么不舒服。要知道，他們恰恰是對你的課有興趣才來旁聽的。去年在北大的校園里，天在下雨，北大法學院一個研究生走過來，非常熱情地向我打招呼，自我介紹說：“郭老師，我在浙大旁聽過您的課。”聽了這話，當時我就覺得有一種成就感，因為未名湖畔的法學專業研究生的成長也多少有我一份貢獻。

　　我們不要疏遠家境貧寒的學生。他們很不容易，貧寒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結果，貧寒將成為他們成才的動力之一。招收碩士生與博士生時，在同等的情況下，我就盡量招這樣的學生，包括轉專業來考的，我們應該多給他們一點同情與支持。因為在我看來，他們取得同樣的成績，要比同類學生的付出更多。

　　我們也要盡量兼顧多數在平均線的學生與少數智力超群的學生，不要擔心他們會故意刁難你，挑戰你的自尊。

　　如果誰想通過教師的職業謀取私利，誰想通過課堂發泄私憤，那都是糟糕的。在我當學生時，我就不喜歡有些教師把大學課堂作為回憶個人遭遇和發泄個人情緒的場所，占用學生的求知時間。大學的課堂應該是散而不亂，不要隨便把個人經歷與個人的喜惡帶進課堂，不要把課堂當做衛生間，想發泄就發泄，當做卡拉OK包間，“想唱就唱”。

　　我主張既不苛求學生，也不討好學生，特別是對學生干部，我對他們的要求更高，我不欣賞某些學生干部的傲氣，也從來不把學生的所謂職務當一回事。

　　4 對我來說，人生最大的快樂與苦惱都與職業有關。我對許多學生都有一份感恩的情結，他們對師長很客氣，而我沒有為他們多做點什么，至少沒有提供過特殊的幫助。我最大的快樂一是來自閱讀，二是來自與學生的交往，能經常看到他們在進步，我的心血與勞動能讓絕大多數學生理解和認同。我心目中的最高榮譽不是別的，而是來自多數學生的認可，包括少數優秀學生的認同，這就夠了。

　　我最大的苦惱是，我們這一代基礎知識薄弱，現在一不小心有了一點所謂“名氣”，應酬很多，看書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一直想著要補課，卻沒時間補，真的很苦惱，有時心里還發慌。25年來，我就從來沒有認真補過什么課。還有一個苦惱是，與本科生接觸要受到時間與精力的限制，與以前很不一樣。以前，我和本科學生的聯系非常密切，彼此感情很深，現在卻有些陌生。

　　我想奉勸各位，趁著自己還沒有當上真、假“名人”之前，抓緊讀書，如果等別人把你當“名人”之后，那就完蛋了。

　　德國的社會學家貝克說：人類已經進入一個風險社會。但相對來說，大學校園的風險要小得多。具體到法大，盡管這里的條件還不太好，辦公條件、圖書資料、管理水平都比許多綜合性大學差多了，比對面的石油大學也差，甚至比北京四中、101中學都差，但我們是來創業的，而且法大的許多方面都在逐步改善，據說這幾年的變化很大。法大有法大的資源，我們的生源就很好，我們在直接為國家步入法治軌道培養人才。通過我們的努力，讓法大多培養幾個好法官、好檢察官、好律師，少出幾個吃了被告吃原告的家伙，少培養幾個既能吃通又能通吃的家伙。我們還要盡可能培養他們對學術的敬畏之心，要教給他們向權力說真話的勇氣和智慧。

　　各位新同行，無論是教員，還是教輔人員，還是教學管理人員，我想送大家三句話：教出一點底氣，教出一點品位，教出一點屬于你的價值與尊嚴。(郭世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