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在復旦大學召開的一次只有數十人參加的小型會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企業應該促進教育創新。在知名企業家集體缺席的情況下，這次會議急切達成了一項“上海共識”，以此呼吁當代社會最活躍的因素——企業和企業家，把參與中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作為其社會責任的一部分。

　　一些在企業界聲名顯赫的人物，如俞敏洪、李開復，原本位列會議的邀請名單之中，最終都因有事沒有出席。這讓一些與會教育學者感到遺憾。“我們的理想是過幾年之后，不是由我們而是由聯想這樣的大企業來主持這種會。”會議的主辦方、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以半開玩笑的語氣告慰與會者。

　　此次會議的召開基于一個很不樂觀的判斷：當前國內教育改革有來自于民眾的壓力、社會的壓力和受教育者的壓力，但是恰巧沒有來自企業的壓力。這與美國的情況迥然不同，在教育變革方面，它的企業界是一支與政界、教育界鼎足而立的力量。

　　誰最有資格評判教育質量的好壞

　　盡管中國的教育部門一再強調，教育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但這種評價似乎很難得到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可，人們對教育的不滿和批評之聲彌漫在網絡、報紙和日常的聊天當中。

　　到底誰最有資格評判學校培養的人才質量的好壞？郭玉貴信賴的是包括企業在內的社會各界。郭在美國生活、工作了十幾年，最近回國并擔任上海財經大學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他援引美國的經驗來強調自己的觀點：我們的教育系統不能既做運動員，又做教練員，還做裁判員。如果把教育當做一種特殊的產品，那么用戶才是最合適的檢驗者。郭教授了解的美國，其學校、教育機構理事會的成員大都由包括企業家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組成。

　　會議的組織者提供了麥肯錫研究院與麥肯錫中國分公司在2005年合作完成的一份報告——《應對中國隱現的人才短缺》，它得出的結論與許多普通民眾的感覺高度吻合：盡管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隊伍非常龐大，但跨國公司發現其中極少有人具備從事服務業的必備技能。一項范圍有限的訪談表明：在麥肯錫研究的九種職務(包括工程師、財務人員、會計、定量分析員、通用類人才、生命科學研究人員、醫生、護士和輔助人員)中，平均只有不到10%的中國求職者適合在外國企業中擔當那些角色。

　　但問題顯然不止停留在這些層面。中國社科院的資中筠女士自稱是帶著深刻的憂慮來到會場。她因為憂慮教育的現狀而擔心中華民族的未來。

　　“中國的教育問題不在于量而在于質。”資中筠緩慢而堅定地表示。對前者，她并不悲觀，因為將來總會得到普及，老人所憂慮的是：我們的學校到底要把學生培養成什么樣的人？她把升學率視為教育的“萬惡之源”。教育部門試圖調整這一偏差，但效果并不明顯，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眼里，升學依然可以替代一切。

　　企業界一直處于美國教育改革的前臺

　　改革開放的30年，中國企業穩居歷史舞臺的中心位置，在國家出臺的一些重大政策當中，人們可以感覺到企業和資本積極參與所顯示的力量，但是，在教育領域，擁有強大資源的企業界還遠未展現它的影響力。它們常常抱怨招不到合適可靠的人才，卻一直疏于向教育界施加變革的壓力。“而在一些發達國家里，企業是促進教育創新和變化的最重要的力量，因為企業不僅是教育的消費者，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人才培養、新思想和新方法的產生基地。”楊東平說。

　　種種跡象顯示，要提高中國畢業生的質量需要漫長而艱苦的努力，這也意味著中國的企業界在參與教育創新上有著足夠的施展空間。郭玉貴和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主任趙中建希望中國的企業家能向美國學習，逐漸擁有改革教育的擔當意識和能力——因為這也關系到它們的未來。

　　美國企業界走上教育改革的前臺，是迫于對人力資源危機的恐慌。1983年，美國教育部發布《國家處在危險中》的報告，揭示了該國低質量的基礎教育對國家安全所造成的危機。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美國企業意識到：如果教育不能提供高質量的人力資源，美國企業據此發展、乃至生存的基礎將會蕩然無存。

　　郭玉貴說，最近20多年里，作為制衡利益集團(指教育界)的力量，美國企業界強力聲援各州和全國的教育改革，其典型的表現是積極參與和組織了5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并在多次推動教育改革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美國教育界對企業界的這一行為采取了強烈的抵制態度，直到1999年的第三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才首次派代表出席。2001年，“不讓一個兒童掉隊”法案得到國會的通過，也有賴于企業界的聲援。在美國兩黨爭執僵持不下的時候，企業界以游說兩黨議員、公開發表聲明、召開研討會等形式表示支持教改，并于該法案通過前夕的11月在IBM總部專門召開第四次“全國教育高峰會議”，作最后的聲援。

　　趙中建教授提到了一個名叫“企業圓桌會議”的非盈利性組織，其成員公司占據著美國股票市場總值的近三分之一份額，上交聯邦政府的收入稅也占到美國所有公司上交收入稅的近三分之一。這樣一個實力雄厚的組織，也深切地關注教育問題，以確保國家擁有未來競爭所必需的受過良好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名為《激活美國的潛力：為了創新計劃的教育》的報告是該組織在教育問題上的一次能力體現。它于2005年7月由“企業圓桌會議”聯合其他14個企業組織共同提出，表達了“對美國在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中維護其科學和技術優勢的能力的深深關切”，呼吁“為保持國家在21世紀的競爭力，必須培養未來創新所必需的技能嫻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

　　可以說，美國企業界影響教育發展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該國在2006年評選出的近10年來影響美國教育的十大人物，竟然沒有一位教育界人士，只有比爾·蓋茨雄居首位。

　　企業應參與教育變革 學校也要向企業學習

　　鑒于中國企業家與美國企業家的差距，有人對企業界能否深度參與到中國的教育改革上來充滿疑慮。“中國的企業家是一群說不清楚的人，有的在貸款，有的在吹牛，有的在包二奶，有的在賭博。”身為企業家的聶圣哲在會上毫不掩飾他對眾多同行的嘲諷，他說，“目前中國的企業大多數不健康，要他們大規模參與非常有趣的事業如教育里面來，還需要較長的時間。”

　　但郭玉貴顯得很有信心，他說：“只要繼續走市場經濟，而且這個市場經濟是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必然有很多東西要趨同。”

　　在復旦大學召開的此次會議，強烈表達了希望企業界深層次、多元化參與教育變革中來的愿望，也沒有忘記呼吁我們的學校，尤其是大學應多向企業學習。這種聲音首先來自復旦大學副校長蔡達峰。他認為，變化相對緩慢、反應遲頓的大學應該秉承非常謙虛、非常認真的態度向最具活力、變化最敏捷的企業學習其發展壯大的經驗和敢于自我改革的精神。

　　“大學尤其是中國大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沒有特別的壓力，雖然關注學生的就業，但坦率地說也不怕分配不出去，因為現在分配不是大學的責任。大學也不怕學生教的好或者不好會怎么樣，因為這個結果是由學生直接來承擔，等他們畢業后再找大學算賬，時間也很長，也沒有什么規范的渠道，所以也沒有什么質量反饋機制。大學也不怕沒有資金，雖然校長們都說很缺錢。”蔡校長說，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如何反思自己的教育，既為學生創造一個更美好、更完整的前景，又保持對人才標準的獨立思考，那可是一個艱巨而重要的課題。

　　在教育學者熊丙奇看來，大學要向企業學習它的先進管理經驗，前提在于打破高等教育的體制壟斷，培育出教育的市場競爭機制。但目前似乎看不到曙光。因此他把出現教育家的希望于寄托在民辦高校身上。

　　胡建波是西安歐亞學院院長，近年來，他不斷游走于歐美各個大學之間。對比之下，他發現中國的一些大學連基本的管理和決策機制都沒能建立起來，“沒有效益意識，沒有風險意識，沒有為社會服務的意識”。他忍不住批評有的公立大學投入二三十個億建立新校區，卻沒有多少錢用于提高教學質量，并導致學校的老師多年沒有漲工資。

　　胡建波認為，不管是企業參與大學教育還是大學向企業學習，首先要樹立效益和財務的基本概念。他所在的學院每年會花3個多月的時間來討論學校一年的預算，這樣爭吵不休是力圖確保每一分錢都能用在適當之處。

　　胡建波說，“大學銷售兩樣東西：學位與課程，如果沒有學位的壟斷性還會有多少人讀我們的大學？”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記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