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領域總有些長線問題。比如“4%”，近些年來，在每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xié)教育界別的委員們，都總會首先檢視教育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4%的目標是否達到。

　　而現在，“30%”眼看也要成為一個值得年年檢視的數據了。由于部分部屬高校本地生源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每年高校公布招生計劃和高考錄取的時候，對高招地域失衡耿耿于懷的人，也總要將這個數據拿出來嚷嚷一番。

　　教育部近些年來也在不斷地反復重申這一數據，今年，教育部就再次要求各部屬高校在屬地的招生計劃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而且，超過30%的也應逐步回調至30%以內。

　　確實，近些年來，頂著部屬高校頭銜的全國性大學，在生源上越來越本地化的趨勢引起了人們的憂慮。在某些全國性大學，地方方言都可以暢通無阻，導致少數外地來的同學甚至在畢業(yè)時能操著一口比英語還流利的本地方言出校門，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高招失衡的質疑：這樣的高校，還算是全國性大學嗎？

　　其中，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在全國絕大多數大學排行榜中都能排進前10位的高校，則因為生源地方化比例在全國高校中名列前茅，而在每次部屬高校生源地方化批判的聲音中，成為了被攻擊的靶子。

　　但很多人也明白，問題并不如表面上那么簡單，事實上，部屬高校生源地方化的解決之道中，也不能不考慮到種種現實的因素。

　　比如從數據來看，均值最低的北京，是不是就做得最好呢？實際上，北京一直都是人們批判高招不平等的投彈集中地，因為在北京，高考各批次錄取分數線相比于一些高考大省要低上幾十分甚至上百分，這對于一分千鈞的中國第一考而言，自然是巨大的優(yōu)勢。

　　所以，看似均值最低的北京，卻是被人們視為在高招中占了最多便宜的地方，就因為北京是我國高等教育資源最集中的地區(qū)，在京部屬院校眾多，雖從單個高校來看本地生源比例并不大，但從整體比例來看北京考生卻占盡了優(yōu)勢。

　　而對于浙江大學、南京大學這些本地生源比例甚高的高校來說，是不是意味著最值得批判呢？筆者看也未必。

　　筆者曾在采訪浙大招生工作人員時了解到，由于浙大是由原浙大、杭州大學、浙江農業(yè)大學、浙江醫(yī)科大學等4所高校合并而成，合并前除原浙大之外，其他3所高校都以招收本地生源為主，這三所高校合并前每校每年都能招生數千人，但合并后，新浙大每年總共也就能招生四五千人，而浙大又是浙江唯一的一所綜合型全國重點大學，對于經濟發(fā)達、對優(yōu)質教育資源需求旺盛的當地而言，浙大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本地招生壓力。

　　據了解，一些部屬高校在與當地政府簽署共建協(xié)議或者爭取其他支持時，也經常會被明確要求增加生源。而在部屬高校看來，這些學校的一大任務是“服務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所以對這種要求也難以拒絕。

　　筆者也了解到，事實上許多部屬高校出于建設全國性重點大學的考慮，并不愿意過多招生本地生源，他們也認同保持合理比例的重要性，但本地訴求所產生的現實壓力，卻往往迫使他們不得不向本地生源傾斜。

　　但不論如何，作為部屬高校的全國性大學，其生源地方化比例越高，就越是剝奪了其他地區(qū)享受優(yōu)質教育資源的機會。尤其是一些高等教育資源比較薄弱的地區(qū)，比如我國的第一人口大省河南，就因為沒有一所在全國高校中能排名靠前的綜合型全國重點大學，而完全依靠其他部屬高校劃定招生計劃獲得機會，無疑吃了很多虧。同樣，本省優(yōu)秀高等教育資源缺乏的河北、江西、廣西等地，也同樣要依靠其他省份部屬高校的慷慨。

　　也并非沒有過改革。比如，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就曾表示，“中國政法大學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學，而是全中國的政法大學”，并提出了本科招生按人口比例確定招生計劃的方案。但方案不僅引來了包括生源質量不平衡等在內的許多爭議，而且中國政法大學最終也未能完全按理想狀態(tài)招生。

　　由此可見，破解部屬高校生源地方化的難題，不僅需要培育出更多更優(yōu)秀的大學，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對優(yōu)質高教資源的需求，還應該切實加強義務教育甚至高中教育的均衡發(fā)展，同時，也要注重優(yōu)秀高等教育資源的均衡分布。如果這些前提不具備，單靠行政命令一刀切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葉鐵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