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4名小學生成績差，班主任竟以“智力障礙”為由取消他們參加畢業考試的資格，并找來4名初中生代考。萬州區教委已責成學校讓4名學生重新進行畢業考試，導演這起事件的班主任則被取消當年評優晉級資格。(7月23日重慶晨報)

　　班主任老師歧視差生的行為和弄虛作假的舞弊行為，理應受到譴責，對導演這起事件的班主任進行通報批評，并取消當年評優晉級資格，這樣的處理并不為過。

　　但在筆者看來，對“代考事件”的問責，尚不能就此畫上句號，這起事件的背后，還有讓我們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說班主任是這起事件的“導演”的話，那么，誰又是這起事件的“總導演”？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起事件的原由，班主任老師之所以弄虛作假，不讓差生參加考試，無非就是想提高所任班級的畢業考試成績，借以提升自己在學校量化中排名位次。不難看出，該區的小學畢業考試仍然實行會考或聯考，區教委對各校畢業會考成績進行量化排名，而各學校勢必對各個畢業班下達理化指標。

　　這種自上而下的單一的教學評估機制，其終端壓力必然作用于一線教師特別是班主任老師身上。現在，一些學校仍然熱衷于用學生成績給老師排名，并將排名納入對教師的職稱評定和各種考核當中。正是因為這些量化與教師的切身利益掛鉤，所以，才會導致教師教學行為的功利化。在功利化的評價尺度面前，學生不過是應試的工具，學習成績差的學生自然要矮人一等，倍受冷落或歧視。

　　前些時日，曾有報道，湖北省當陽二高為提高高考升學率，將考試成績300分以下的學生，“一刀切”地轉入到了美術班。而重慶的一所學校竟然動員部分差生放棄高考，以減小量化“分母”，提高升學比率。類似做法目前仍不在少數。

　　可見，評價機制對教師的教育教學行為具有導向和調控作用，單純依靠升學率評估學校或用學生成績給老師排名的做法，顯然有悖素質教育的要求，這種評價機制已遠遠滯后于新課程改革的推進步伐。

　　所以，我們對“代考事件”的問責，絕不能止步于對當事人這種個別行為的處罰上，而應該從類似的普遍現象中尋找更深層次的誘因。筆者建議，相關教育部門應該盡快取締帶有量化評比性質的各類會考、聯考或競賽考試，出臺并推行科學合理的多元化評價機制，以順應素質教育的要求。我想，只有“總導演”這個角色定位好了，教師的教育教學行為才會得以匡正，素質教育這臺大戲才會越唱越好。(李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