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師范大學教授彭國鈞老先生建議對文言文的學習立個規(guī)矩,“定個明確的目標”,什么目標呢?像英語四六級考試那樣,來個文言文四六級考試。此語既出,不用說,一定會招來反對聲浪一片。果然。最直接的理由是彭先生學校一位大四女生的觀點:這對就業(yè)并無益處。凡事固然不能這么功利,但彭先生的建議也確有值得商榷之處。

　　“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擺開好秀才。”這是從前的一種正常現(xiàn)象,至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吧。彭先生所以有此建議,出發(fā)點是擔心文言文“成為博物館里的東西”。這很不必要。文言文退縮到博物館里去,幾乎是一種必然,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而已。文言文既然有它的前世今生,也就有它的日暮途窮,這是不可抗拒的規(guī)律。主觀方面的所謂振興,終將無濟于事。有人研究,書面語里大量出現(xiàn)之、乎、者、也這一類的虛字,是春秋后期的事情,構(gòu)成我國散文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大變革。這種“新型”的書面語,在當時被稱為“雅言”,有一點像今天的“普通話”,用雅言寫的文章后來統(tǒng)稱為“文言文”。而同樣是文言文,貌似沒什么兩樣,實際上區(qū)別很大。東漢班固寫的《漢書》,到唐朝人們讀起來就困難了,因此有顏師古為之作注。

　　文言文的式微在于,它作為書面語與日常生活中用的口語從一開始就像李玉和說鳩山,大家屬于“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新文化運動主張廢之,瞄準的正是它的這一軟肋。明明是這么說話,寫出來卻是那樣,能不別扭?其實,古人對文言文也未必就那么認同,宋太祖就很瞧不起虛字。宋朝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有一天宋太祖在京城視察,指著“明德之門”的門額問趙普,“安用之字?”趙普說,語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野史嘛,當然就有不同的版本。在文瑩的《湘山野錄》里,宋太祖去的地方變成了朱雀門,說:“何不只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我們可以推斷,宋太祖的話肯定是說了的,在哪里說、怎樣說而已。當然,皇帝老兒說話時是不是還有弦外之音,要待有研究的人們告知了。

　　彭先生覺得如文言文這些好的東西不應該丟棄,在我看來,文言文并沒有被丟棄,不過淡出大眾的視野罷了。中華書局每年整理出版、重印那么多古籍,如果沒有一個相當大的市場需求來支撐是不可想象的。彭先生把文言文成為“古董”的時間定為100年甚至50年后,實在過于悲觀。從前講革命“自有后來人”,在繼承文化傳統(tǒng)上也是一樣。昨天我還在本版談到把《老鼠愛大米》之類的網(wǎng)絡(luò)歌曲以《詩經(jīng)》的口吻道出,其中顯見的正是作者的文言功力。在我看來,學習文言文和學習外語很有神似之處,而且,它既可以作為研究的工具,也可以作為修養(yǎng)的一種,如果常常要用或者有興趣,自然會去學,也能學得好；如果不常用或者干脆不用,還要來個四六級考試,就是強按牛頭喝水了。(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