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10月，對于教師職業而言夾雜著一絲悲涼”——媒體用這樣充滿關切的口吻開始了敘述。發生在山西和浙江的兩起“弒師案”引發社會對于這一職業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負責人表示，政府、社會和教育工作者應積極采取措施，切實保護教師安全。教師正當使用的懲戒并非對學生的體罰，不提倡遷就學生一切行為。然而話音未落，中國政法大學又發生了一起男生在教室用菜刀砍死教授的事件。(《京華時報》10月29日)

　　原本應怡怡如也的師生關系，何以會形成如此尖銳的矛盾沖突？這可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尊師重教傳統的君子之邦啊，師生相隨，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那是一份精神交流的愉悅。師與生的關系，除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禮崩樂壞”，似乎很少像現在這樣緊張，緊張到了學生竟然明火執仗地“弒師”，緊張到了竟然需要教育部表態正當懲戒學生不屬體罰。此種亂象或許正反映了幾十年以來我們在教育思想上的混亂情形。

　　首先，個體意識的強化對以往的教育形態形成挑戰。時代變遷的表征之一就是個體意識的越來越突顯。表現在學校里邊，自然就是學生越來越不好管、不服管。教師依然采用以前的法子，便會遭到學生的強烈反彈，不是管出來一堆麻煩，就是放任自流不敢再管。面對此種情形，教育思想顯然沒有充分準備，進退失據，動輒得咎，沒有研究如何在尊重學生個體的情況下，完成教書育人的使命。

　　現在的很多“教改”都是針對學習內容的，其實應該叫“課改”，其中被忽略的那部分才是教育的根本內容——“人的教育”。教材重要不重要？校舍重要不重要？達標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所有這些“重要”最終都是要落實在具體的人身上。這些年來，教育主管部門熱衷于各種物化的評比，自滿于硬件設施的達標，恰恰忽視了對人的關懷，不能不說是很可惜的事情。即便有一些思想品德課程，往往又涂抹上太多的意識形態色彩，以一種高蹈的道德取代了基本的“人的教育”。

　　其次，教師對學生的正當懲戒缺乏社會的支持。其實，此番教育部的表態不過是重復了一個慣常的道理而已，并非什么石破天驚的決定。其受到關注，不過是因為這個問題平時很少得到關注而已。教師對學生固然是愛的奉獻，但有時候，為了這愛能夠盡可能地播撒，不免需要輔以一些小小的懲戒，懲戒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學生的健康成長。有懲戒，并不意味著沒有平等；有懲戒，也不意味著不尊重學生。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了，只是不知道，為什么在我們這里總是淮橘成枳，總是以極端的方式表達出來。

　　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師》中這樣描寫自己的老師：“她從來不打罵我們。僅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來，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輕輕地敲在石板邊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兒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覺，她愛我們，并沒有存心要打的意思。”他的蔡老師，也由此成為我們幾代人的蔡老師。

　　還有王蒙的《華老師，你在哪里》，也寫到了華霞菱老師對學生的正常懲戒：“華老師對學生非常嚴格，尤其對一些‘壞學生’特別嚴厲，我們都認為這個老師很厲害，怕她。但她教課、改作業實在是認真極了，所以，包括被處罰得哭了個死去活來的同學，也一致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老師。誰說小孩子不會判斷呢？”

　　是啊，連小孩子都會判斷的事情，在我們這個號稱寬容的社會卻往往缺乏支持。山西、浙江乃至北京的幾起“弒師案”，甚至包括媒體曾報道過的一些惡劣教師毆打學生事件，盡管都屬于極端事件，未必能夠全面反映當下的師生狀況，但極端事件背后，應該有很深刻的社會原因，有值得相關各方反思的東西。自由、平等、尊重也是需要通過學習才能夠領會的。學生時期的放縱到了社會上，可能就是放大了的暴戾；而社會上的暴戾再反饋到學校里邊，師生相對如寇仇便是很難排解的事情了。(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