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多所重點大學校長的調整引起人們的議論。總的感覺是提拔了一些副部級干部，平調了一些副部級干部，退休了一些副部級干部。新上任的校長們水平如何不得而知。中國科技大學朱清時校長因為年齡原因退休則令人惋惜，有教育家風范的校長又少了一個。議論此事的人，不是對現實不了解，也不是期待原有體制馬上改變，而是表達一種理想。因為在目前的干部體制下，想要改善大學校長的來源，難有樂觀的預期。通向理想的路雖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對制度創新的關注卻不應放棄。

　　梁：中國大學校長來源的制度選擇，其實從1949年一開始就確定下來，一是它的行政級別，二是它的政治要求，最后才是它的學術要求。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重點大學校長，實際地位遠高于當地的一般行政首長，比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是吳玉章，武漢大學校長是李達。就是在一些地方，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高于地方大員的情況也不鮮見。郭影秋已經擔任云南省省長，但他還是向周恩來要求改任大學校長。這有歷史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初選擇大學校長，還是相當重視社會聲望。雖然這種社會聲望明顯有了意識形態色彩，但民國時代看重校長社會聲望的傳統并沒有完全中斷。現在選擇大學校長，社會聲望這一條，已經基本上不考慮了。雖然一些著名大學的校長是院士，但院士不等于具有社會聲望。社會聲望和專業成就之間是有區別的。并不是具有專業成就的學者同時一定具有社會聲望。社會聲望的建立，不只需要專業成就，還需要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和貢獻。

　　畢：現在的要求是按臺階上。重點大學的校長是副部級，那么你原來的職務至少要是司局級。大學校長選擇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教育部司長級官員外放。對于具體的大學來說，這本身也許沒有什么不好，前教育部官員的特殊背景，在利益的博弈中可能得到相當的好處，有可能為本校爭取更多的資源。但這種博弈，也會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因為中國所有的教育資源都在教育部的掌控之中，和教育部關系的親疏，對大學校長來說，已成關鍵因素。

　　梁：不能籠統地懷疑教育部官員擔任大學校長的合理性。民國時代，蔡元培、蔣夢麟早期都做過相當于教育部長或副部長一級的官員，但他們后來又去做北京大學的校長。這個事實包含的意義，其實并不深奧。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比教育部長更受社會尊敬。1929年制定的《大學組織法》明確規定，大學校長總理校務，不得兼任他職，也就是說，除了大學校長這一個單純的職務外，校長是不能再有其他政府職務的。1937年7月，胡適在廬山談話會上強調，現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蔣夢麟抗戰后期回到行政院任職，沒有馬上辭去西南聯大常委，這個職務在當時相當于北京大學的校長，他的朋友們馬上就勸他，必須辭去常委這個職務，否則有違他手定的《大學組織法》。那時的風氣，是強調教育行政權力和大學校長職務的分離。當然，那時的教育部能夠支配的資源也十分有限，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畢：這次大學校長的調整，有幾位是平級調動，從這所大學的校長調到那所大學當校長。有人擔心這種調動會使校長的行為短期化，也有人擔心這會強化校長對上級行政領導機構的依附。這不免使我想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雖然每個司令員都不升不降，但這一舉措明顯強化了中央的權威。

　　梁：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現狀的評價，雖然也有人說好，但更多的聲音是不滿、失望和擔憂。學術水平的下滑和學風的敗壞在許多大學已是不爭的事實。重振中國的高等教育，是學生、家長和各界有識之士的共同期盼。實現這種期盼，校長的職責太重要了。在教育界以外，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門已經嘗試把公開透明的競爭性因素引入領導者的選拔。不知何時這股新風也能夠吹進大學校長的選拔制度當中。大學應當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理想閃光的地方。大學有理想，青年有理想，民族才有希望。(梁子民 畢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