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法院與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規定醫務人員、教師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物品銷售方財物，數額較大的，將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目前，一些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領域，如醫療、教育、招投標等領域，嚴重危害群眾利益的商業賄賂犯罪較為突出。”“兩高”有關負責人說，“群眾反映強烈。”

　　說起來這真是一種悲哀：在古今中外的社會期待中，地位尊崇、經常被分別稱之為“白衣天使”和“靈魂工程師”的兩個職業——醫生和教師，如今竟淪落到回扣盛行、“群眾反映強烈”，必須專門出臺法律意見予以防范打擊的地步。針對這種現狀，出臺這樣的意見規定，當然是合理、必要的。但同時，我們更應反思其背后深層的社會原因和背景，并追查其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體制性原委。有道是，“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本來，醫療、教育在我國一直都是典型的公益性事業部門——“救死扶傷”、“教書育人”的根本使命早就內在地決定了它們的這種職業行業本性。因而，與牟利、“商業賄賂”這類事情的距離也本應十分遙遠。但現在，事情卻完全相反——“商業賄賂”不僅相當普遍存在，且“較為突出”。這只能說明，眼下我們的醫療、教育行業，事實上并沒有真正地公益化——醫院、學校更近乎于醫店、學店，醫生、教師也難免帶上商人、店員的烙印。所謂“救死扶傷”、“教書育人”，現在看來更像是一樁樁生意，而非充滿公共使命、道德責任感的社會事業。

　　造成這種局面，當然不能僅僅歸咎于具體的醫生、教師，真正的問題在于醫療、教育的公益性逐步淡化、退場，“產業化”、“牟利化”特征日益凸顯，而這一切背后，又是政府對于確保這種公益性責任的萎縮——公共投入萎縮，公共監管棄收、旁落(甚至淪為逐利的合謀者)。數據顯示，在2005年8659.9億的全國衛生總費用中，政府預算內衛生支出僅為1552.5億，占總費用的17.9%，個人衛生支出則高達4521億，占到總費用的52.2%(而在1980年，上述兩項數字分別為：36.2%和21.2%)。在教育領域，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重4%的目標長期不能兌現，甚至一度不斷下滑，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公益的事業卻不能給予公益公共的投入，再加上公共監管又跟不上，這些行業向非公益蛻變，進而直接向“救死扶傷”、“教書育人”的對象伸手，乃至賄賂公行，顯然不可避免。而具體考察這條賄賂生成鏈條，我們又會發現，醫生、教師其實只是其中的末端。若要真正嚴查“回扣受賄”，處于這一“食利”鏈條上端的人無疑才是重點、禍首。要知道，“領導干部帝王化，普通醫護人員奴隸化”，早就是當前包括醫療行業在內的我們許多公益部門眾所皆知的人事、管理生態。

　　說這些，并無意為醫生教師吃回扣辯護，想說的只是，要真正遏制這種回扣、賄賂，進而救贖這兩個職業行業，刑罰的作用其實是有限的，還有必要從源頭深查其墮落淪陷的原因、背景。　楚一民(湖北　職員）